在中国人数多达两亿的灵活就业群体中，有一群每天打着不同零工、领不固定薪水的“日结工”。他们穿梭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挣扎在薪水与生计的夹缝中，代表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在这个中国经济“体感”偏冷的冬天，他们的生活承受了怎样的冰冷压力？

凌晨5时24分，王勇（化名，38岁）穿过零下1摄氏度的漆黑街道，来到上海郊区一家劳务公司门口。

问都不问工价，甚至没问做什么工，王勇便熟练地掏出身份证，交给手握一沓证件的劳务中介。在这里，交出身份证，意味着为期一天的劳务合约顺利达成。

王勇这天接的活儿是物流装车，时薪24元（人民币，下同，4.46新元）。距离过年不到两周，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王勇小声说：“平时（薪水）没这么多，就是过年前人少，能挣几天高工价。”

穿着一件单薄卫衣的王勇，跟记者说话时止不住跺脚抵抗寒意。抽完一根烟，他匆匆上了大巴。凌晨6时，大巴准点发车，王勇和满车工人被载着前往工作地点。

初中学历的王勇告诉《联合早报》，他18岁外出打工，进过工地进过厂，2015年来到上海当起日结“大神”。这样的节奏，他重复了10年。

在中国，这一群没有固定工作、每天打着不同零工的日结工，被网民尊称为日结“大神”。他们对工作抱着“爱做就做、不爱做就歇”的态度，游荡在大城市郊区，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日结大神是个新晋概念，但在中国打零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超过1亿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未能进入工厂和建筑工地的一批人，便从那时起流入零工市场。

时至今日，不论是在官方数据还是社会调研中，都缺少对日结工数量的统计。不过，受访学者根据中国2亿灵活就业群体粗略估算，在排除新就业形态和个体工商户后，日结工群体大约有2000万人。

从分布上来看，目前中国四大一线城市郊区都形成规模庞大的日结工市场，如北京的马驹桥、上海的松江、广州的狮岭镇、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在劳动力丰富的河南、安徽等地，也在省会城市发展出日结市场。

松江车墩：上海日结工集散地

上海的日结工市场，位于市区西南的松江区车墩镇，距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比起高楼林立的上海市区，这里更像一个小县城。

不过，车墩作为上海的工业重镇，辖区内超过1200家实体企业带来大量工作机会，也吸引抵沪农民工在此聚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车墩镇户籍人口不到2万人，但常住人口接近12万人。

在横穿车墩的国道两旁，各类劳务公司呈一字排开，数量达上百家。它们每天招聘两次，为松江乃至全上海的企业招聘临时工。

记者1月下旬凌晨5时抵达车墩时，一家中等规模的劳务公司刚开门营业。当班的劳务中介老刘身穿羽绒服，手端保温杯，坐在一把高脚椅上等日结工找上门。

来者不少都是熟面孔，对话也特别简练。对方问：“今天还是浦东？”老刘回一声“老价钱”，双方的沟通就完成了。只有碰到新人时，老刘才会喊出完整信息：“浦东浦东！打包物流，290（元一天）走了啊！”

老刘受访时坦言，今年不少工厂提早停工，招工需求减少，但大部分日结工都指望年前多赚钱，不愿降低工价，这为招工增添不少难度。

幸运的是，老刘最终还是赶在上午9时前，招满早班日结工。早晚班加在一起，老刘所在的劳务公司一天能招到约100名日结工。

青壮年也进入日结工市场

根据过往的学术调研，中国的日结工大军，以年龄偏大、学历技能较低的农村劳动者为主。加上这是一个体力消耗大的工作，约八成的日结工为男性。

不过，记者走访松江时发现，越来越多45岁以下的青壮年也开始加入这个群体。

30岁的小李是在工地放假后，来松江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日结工作。“00后”湖南人小杨则属于“兼职日结工”，他有大专学历，平时在工厂做数控机床操作员，有空就出来做日结，挣多点钱。

对另一些人来说，做日结工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

陈军（化名，38岁）做日结工不到一个月。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有着与周围环境不相符的书生气。被问到为什么做日结时，他沉默片刻后说：“不是想做啊，是混到这个程度了，有活干就不错了。”

大专电子商务毕业后，陈军在深圳打拼多年，做过销售、运营、客服，2021年回到长三角，在仓库工作近四年后，不堪体力劳累，去年12月来到松江。

抵达松江后，陈军以每月700元的价格长租了一个单间，之后便投身日结大军。受访这天，他的工作是进厂包装衣服，时薪22元。

真正做日结后，陈军才发现，当“大神”原来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轻松。每天能赚到钱的工时不固定，但固定花在找工、等待和交通上的时间多达五六个小时，很多时候早上7时出门，晚上11时后才到家。

不过，陈军坦言，辛苦不算什么，“关键是存不下钱，光干活了”。他算过一笔账，以平时日薪150元计算，扣去房租、吃饭、香烟和娱乐花销，一天仅能存下不到50元。

日结薪水今年下滑超两成

过去两年中国经济不景气、制造业疲软，更加拖累日结工薪水整体下滑。

多名日结工告诉《联合早报》，往年农历新年前，单日薪水可达四五百元；去年虽行情不好，也能拿到270到280元。今年除了一些重体力活、夜班能拿到300元，其余工作基本都下滑两成，跌至220元左右。这样的日薪，也是要靠加班加点、工作10小时以上才能拿到，平均时薪不到22元，低于上海24元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截至今年初，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最新一轮最低工资上调。不过，这对日结工群体影响不大，目前绝大多数日结薪水都由市场主导。

工价也随季节波动。每到暑假，当大量高中生、大学生进入零工市场时，日结工工价会降至一年中的最低点：每小时17至18元。

王勇做日结工10年，至今没存下什么钱。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每月薪水大部分寄给河南老家的妻子和四岁女儿。今年他计划做到年前最后一周，“多干一点，跟小姑娘攒学费”。

同样38岁的陈军，却没有为女儿攒学费的烦恼。单身的他，甚至想象不到自己哪天能成家。“别人都还有规划，我们这种感觉啥规划都没有……主要是一种迷茫的感觉，迷茫，太迷茫了。”

学者：解决日结工难题 关键在搞好经济

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日结工的生存状态，代表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过去几年，张成刚到过中国多个城市调研日结工现状。据他分析，日结工市场的出现，首先与企业调整劳动力需求有关。企业一方面要根据订单调整员工数量，另一方面，随着人力成本上升，企业也必须通过精细化用工降低成本。

张成刚说，从劳动者的角度，一部分人认为做日结比稳定岗位收入更高；还有一部分由于各种个人原因，找工作时处处碰壁，慢慢变成“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群体。

中国经济状况这两年的剧变和结构转型也对劳动力流动带来深远影响。经济上行期，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各行各业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时代红利；经济结构调整后，原有行业不再能吸纳全部劳动力，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便流入零工市场。

张成刚以建筑业为例说，过去房地产市场火爆时，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每天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建筑类岗位少了，但许多劳动者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积压到市场上成为日结工。

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海外 许多制造业工作流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受访时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还伴随着产业链转移，也为城市劳动人口带来许多变化。

他说，过去中国靠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随着产业链转移到海外，这部分工作机会“一去不复返”，城市农民工只能另谋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赵力涛指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出现“下沉式”工作流动——工作种类和地点不断变化，稳定性和保障也一路下沉，从工厂到建筑工地，再到保安保洁环卫，最后流入零工市场。

另一方面，赵力涛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原本也不想做日结工，但因为白领工作就业机会减少，向上流动的路变窄，不乏有人进入日结工市场，与老年农民工竞争。

为帮助日结工就业，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几年建成一批“零工市场”，成为民营劳务公司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官方平台一般建在人员流动大、零工聚集多的区域，不仅发布就业信息，也提供一部分公共就业岗位。

张成刚指出，官方扮演中介角色、提供兜底性保障是好事，但这些岗位由地方财政买单，受公共支出上限约束，而且僧多粥少，能覆盖的人群有限。

他说：“最重要还是经济发展得好，才能产生更多的岗位需求。发展好经济，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干一天休三天” 懒还是理性选择？

走在上海松江劳务公司一条街上，店面门口悬挂的大喇叭十分抢眼。它们代替劳务中介，超高分贝地喊着：“早班日结，男女不限，大量要人……”

虽然日结工作绝大多数都是体力活，但细分下来，大致可以分为物流（装车、分拣、打包）、制造业（流水线生产、质检）、包装（食品、服装、零食、茶叶包装），以及酒店（端盘子、后厨）几大类。

不同工作的难易程度和性价比，每名日结工心里都有一把尺。在劳务公司门口，日结工积极地交换关于“活儿累不累”的情报——“快递一分钟都停不下来”“这个工头管得严，把人当牛使”“这个厂要站一整天”……看到记者站在一旁，他们也主动上前分享“避累”指南。

面对挑来挑去的日结工，劳务中介也有一套应对话术：“干啥不累？吃饭不累吗？睡觉躺久了都累！”

话虽如此，不受待见的“累活儿”在一小时后，悄悄提高了工价，从220加到240元。像这样的市场经济拔河，每一天清晨都在车墩上演。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对于日结工“懒”“混日子”“挑剔”的刻板印象逐渐形成，最广为流传的当数“干一天休三天”。

不过，张成刚认为，日结工虽然处在社会底层，但仍然是一群“有理性的劳动者”，所作出选择是在他们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他举例，夜班做一整晚物流的劳动者，的确需要时间休息，尤其是这些人年龄渐长，“他也是人，他的体力也要恢复”。

至于为何不进厂，大龄日结工也有难言之隐，如制造业一般有40岁或45岁的年龄上限，有的还要求识字、认识26个英文字母等，就将许多找工者拒之门学者：日结工将面临养老难题

日结工将面临养老难题

赵力涛则从心理上，分析了不同代际日结工的差异。他说，大龄日结工属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打工目标明确，就是赚钱养家。

不过，年轻一代日结工属于“80后”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与农村的联结较弱，在城市里又是外来人，他们的自我认同建构因此走向另一个方向。当结婚成家不是他们的优先考虑事项，很多人逐渐形成活在当下的状态，通过消费来感受到自我存在。

赵力涛指出，这批农民工未来如何养老，将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城市政府不愿负担农民工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在外多年的他们也不是原籍所在地政府的关注对象。

他说，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在原籍入了社保，但每个月平均只能拿到100多元。这笔钱不足以养老，因此许多人只能高龄再回去做日结工。

赵力涛说：“第一代农民工的问题还没解决，后面更年轻的更看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