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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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不知不觉便把中国大城市里便利的防疫设施当作理所当然。

距离住家五分钟的车程内有至少三个核酸检测站，到现场只要扫码预约，支付35元（人民币，下同，7新元），不到五分钟就能完成检测，结果六小时内自动上载到北京健康宝。

本月初，我正好在中国新一轮疫情暴发初期走访苏北农村，和当地农民聊天时赫然发现，农村地区防疫的便利程度和城市相差甚远，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的医院距离我所在的农村车程约半小时，检测隔天还得倒回医院领取纸质核酸报告；过程更费时费力，价格却比北京贵5元。

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以来，农村一直被视为中国防疫的薄弱环节。今年新一轮疫情暴发后，中国农业部便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落细落实防控措施，强化群防群控”。

在此次苏北之行，农村的防疫措施明显比城市更严格。徐州是此次苏北行的其中一站，进入徐州时，当地没有病例，但毗邻的安徽省宿州前一天出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邻省山东的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徐州大部分农村迅速进入半封锁状态，农村入口设置了检查站，省外人员必须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否则一律劝返。

相较下，徐州市区里感受不到疫情的紧张氛围，市里一切如常，只要行程码正常，出入便不受限制。

徐州农村高度紧绷的防疫状态似乎和当地零病例的疫情数字不成正比，但其背后反映了农村面对的严峻防疫挑战。

去年1月，河北石家庄延烧一个多月的疫情曝露出农村防疫的困境。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当时总结了农村疫情的痛点，即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机构能力比城市薄弱，一旦发生疫情，蔓延的风险可能更大。

不少舆论认为，中国的防疫路线正从“清零”转向“精准防控”，但精准防控的底气来自人流和流调的可控性。在城市里，居民集中住在高楼和小区，出入商场和工作场所都有扫码记录。一旦出现疫情，便可在数小时内追踪密接者，并迅速对病患的小区实施封控措施。

中国农村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分布松散，人流管控难度较大，医疗设施较远，一些村民防疫意识较弱，较少人会主动就医和通报病例，也更容易出现瞒报的情况；一旦疫情传入农村，后续流调溯源和封控的难度将远大于城市地区。

对农村而言，“先封再说”比“传入再查”简单许多；面对这样的现实条件，农村预计较难跟上城市“精准防控”的转型步伐。

世界银行去年警告，冠病疫情很可能导致各国贫困率上升，并加剧不平等问题。目前为止，中国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维持缩小的势头，2020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与2019年相比下降0.08。

中国过去两年来是疫后经济复苏的“优等生”，但疫情加剧不平等的风险持续存在，这个问题也受到官方关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4月已指明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今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也把“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并强调要针对发现的因灾因病因疫等苗头性问题，及时落实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等帮扶措施。

中国城乡之间防疫松紧度不平等的苗头已显现，若情况持续，对村民的生活和收入可能有更长远的影响。

原本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的旅游业，已经感受到高压防疫带来的阵痛。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旅游业和餐馆的收入2020年下跌大约三成。澎湃新闻昨天也报道，安徽黄山的导游为了寻找新的出路，当起了采茶工。

此次行程中，我途经苏北一带的农村旅游景点时，发现不少店铺已经人去楼空。原本设在景区外的小卖部冰箱里还存着去年夏季卖不完的冰淇凌，架子上只剩下零星散乱的商品，看似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补货。

当地一名景点业者透露，在疫情暴发后，旅客大多留在城市里游玩，到农村景点的散客很少，只有一些单位偶尔会组织职员团到当地旅游。

中国仍在探索属于自己的防疫转型之路，城乡防疫条件的差异是这条路上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如何确保农村在防疫转型过程中不掉队，将是中国必须谨慎解决的一道复杂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