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京拾趣

全年会议减少30％到50％、规定某月为“无会月”、要求全年发文数量减少30%……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3月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后，各地过去两个月出台多项减轻负担的措施，听上去有点像基层干部的“福利之季”。

这些减负举措多数对准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文山会海”问题，另一些则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例如要求减少安装政务app以减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具体限制上报文件的字数和页数、明确列明不准打造“经典调研线路”等。

工作形式越来越简化，要做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工作“减负”对不少党政机构的基层干部来说，理应是好消息；但是最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出台一项颇具新意的减负之举，却引发了减负举措可能弄巧反拙的担忧。

这条新规对微信聊天群在工作上的使用下达限制，包括规定一个单位只能建一个工作群，而且非工作时间不得发布工作信息。微信群是基层工作中普遍使用的工具，但一段时间以来也因为被过度使用而引发基层干部吐槽。

有段子就形容：“五个人的办公室建了六个群”，也有人调侃抱怨：“有一种恐惧叫周末微信响起”，微信工作群对下班后所谓私人时间的侵占尤其被诟病。

“一个单位一个工作群”规定公布后，有网民喝彩不让人意外，但舆论同时也出现一波批评声，聚焦的关键问题是：这究竟做得到吗？这算是真正减负吗？

仔细一想，如此“减负法”确实反倒有妨碍工作、过度简单化之嫌。整个单位只剩下一个工作群，如果须要传达的信息量不变，是否意味着必须寻找新的信息传达渠道？一个单位要交代的工作信息，如果都集中在一个庞大的微信群，难道不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沟通失误？

对于“一个单位一个微信群”的反弹，印证了一些舆论早前对“基层减负”行动提出的担忧——究竟要如何才能治标也治本，而不仅是减掉一些形式却保留了实际负担？毕竟，为减轻压力而制造另一种压力，无疑是落入极其讽刺的怪圈。

无可否认，自“基层减负”号召响起以来，各地所推出的措施有助缓解“一年开上1000场会议”等近来曝光的荒谬现象，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带来实质改善，同时也表现出高层对基层干部的体恤。

但与此同时，像“一个单位一个微信群”这样的举措，也让人意识到基层减负任务实质落实的各种难处：一来，无论是限制微信群数量、具体文件字数或具体会议时长，减掉工作步骤如果反让工作绑手绑脚，减负实则等于减效；其次，工作形式与内容界限具一定模糊性，要砍掉哪方面的“形式”也不易判断。例如微信群要有多少个才算够？微信究竟是干扰员工的私生活，还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用具？

如果说“基层减负”意在铲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灭除“做做样子”的文化，那减负就不应局限于减掉工作步骤，而是更根本地改变工作模式和职场文化，包括赋予基层人员更大权力，主导减轻实际负担的过程，避免因周旋于层层领导指示和要求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无谓工作。

这样的制度化改变没有“一个单位一个群”“下班后不发微信”那么吸睛，却是减少会议和表格之外，减负行动的另一关键层面，恐怕也是当下更不容易跨越的深层难点。

各地至今出台的各种“花式减负”固然有其效用，却仅仅是个起点。套用网民的一句话，如果只停留在限制微信群的层面，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板说，下班了我不在群里发布工作任务，但我还是可以电话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