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中国监管机构压力后，腾讯掌门人马化腾提出“科技向善”的新愿景，这比该公司之前宣扬其社会公益贡献的努力更进一步。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位澳大利亚媒体大亨曾经认为，卫星电视是“对各地极权主义政权的明确威胁”。

结果情况并非如此。自他发表上述言论以来，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各种反乌托邦现象，社交媒体时代基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而非威胁的作用。

如今科技能够识别人脸甚至步态；能从手机中提取数据，建立中国当局所追踪人群的全方位信息库；还能帮助清除互联网上任何被认为不适当的信息。

受损的也不仅仅是独裁政体。社交媒体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比如俄罗斯利用Facebook来影响美国大选，WhatsApp上的假新闻在印度选民投票期间产生了影响。批评人士警告称，令人上瘾的游戏和视频正使全球化世代的大脑和视力受到损伤。

随后，来自监管机构、投资者和父母的强烈反弹，促使各地的科技公司处于守势。科技领袖被拖到国会面前——尽管他们往往采取一种傲慢有余而谦卑不足的姿态——其他人则在网络上公开认错。

扭曲的机制意味着，在中国，事情的运作总是有一些不同。在中国，国家，或者不如说是中共，与民营企业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以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为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应政府要求在各自的平台上实施审查；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还设有党委。

在经历一段受到严厉监管（如去年暂停发放网络游戏版号）的时期以后，中国的科技行业正试图占领道德高地。

“科技向善，我们新的愿景和使命。”腾讯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告。这比谷歌(Google)之前的座右铭“不作恶”(Don’t be evil)商业化气息稍微浓一点。

这比腾讯之前宣扬其社会公益贡献的努力更进一步：远在腾讯因为游戏受到监管压力之前，这家社交媒体集团就已经在帮助追踪失踪儿童了。阿里巴巴也着力解决政府的担忧，瞄准了农村贫困等问题。

但马化腾的宣言传达出一种更高的抱负，并依托于两大基石，这两大基石都与政府的目标极为吻合：让互联网成为一股更加积极的力量，利用互联网这种载体来弘扬中华文化。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化腾，在今年3月以书面材料的形式向全国人大递交了立法建议，旨在推动更具社会责任、更具人性化的立法。

根据一名熟悉这些方案的人士表示，马化腾的愿景是制定一项全面涵盖设备、应用和企业的法律。他还希望为零工经济从业者，如叫车应用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的司机，提供更完备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腾讯持有滴滴出行的部分股份。

这些建议很有用，但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腾讯已经在用户数据的所有权问题上与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Huawei)发生争执。

覆盖全面的立法意味着公平的竞争环境。自己接受并遵守一系列价值观，而让不受限制的对手霸占全部营收，这种行为不具有商业意义。因此，谷歌对撤出中国的决定进行了反思：如果你被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拒之门外，向股东承诺你占据了道德高地有什么用呢？

中国科技公司的另一件武器是弘扬民族文化。想到互联网，就会忍不住想起射击游戏和猫咪的视频。现在腾讯希望你能想起参观虚拟博物馆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戏剧。

在这方面，腾讯与拥有中国藏品的海外博物馆合作，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物，同时也让中国人能够在线浏览这些藏品。腾讯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了清代服饰游戏皮肤。

长期以来，韩国的K-pop和护肤以及日本的J-pop和动画让中国相形见绌。科技公司拥有庞大的受众和进军海外市场的途径，是把文化推向大众的天然渠道。

“有时候，”了解腾讯思路的一名人士说，该公司“希望能与迪士尼(Disney)比肩。（它）试图发展更多知识产权，并且加以利用。”

显然迪士尼很难称得上是社会公益企业，但它还是比暴力视频游戏可爱多了。如果说中国科技企业从它们过去一年的经历和美国同行身上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可爱的形象每一次都会打败有威胁的形象。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