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永强:中国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但‘一带一路’项目存在设计与执行粗糙，而且事前研究不足的问题。（李志扬摄）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出现的现实问题与争议，中国推进项目的手法也有了调整。

去年8月，中共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要从绘就“大写意”转为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这番新表述，间接回应了外界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与批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向第七年，受访学者预见，早期大跃进式的做法将会收缩规模、放慢节奏，转变成可持续和遵守商业规则的推进模式。

 

研究没做足　决策较粗糙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潘永强受访时指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国力、经济和军事力量达到一定阶段后，走向世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从过去五年的实践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面的确都存在问题。

潘永强指出，“一带一路”在许多方面的决策比较粗糙，“算是一种粗放型的对外经营的战略”，所涉及的项目资金投入非常大，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加上很多项目或投资都在高风险地区进行，比如威权国家、腐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出问题”。

再者，中国虽有决心、企图心想透过一带一路走到世界各地，但中国的研究功课显然没做足。潘永强分析，“一带一路”战线拉得很长，地域拉得很广：从东南亚到中亚，一直到非洲和南美洲。然而中国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握其实并不足够，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理解。

相比之下，日本推行“南向政策”时，对东南亚都做了充足的研究。一个世纪前英国或西方国家殖民全球时，有许多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在外做各种游记与记录，带动国内的区域研究。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也有“交友不慎”的问题，例如与腐败或威权政府合作，导致这类合作项目非但不能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反而引起更多问题，在一些国家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也没考虑到环保、人权、法律等等因素。

潘永强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各个“一带一路”项目没有很好的主导和监管，加上中国惯常采用的指标考核制度，造成“一带一路”概念下的项目泛滥，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有一套，“基本上是很凌乱的，不是宏观的、有规划的，以及有部署的安排。”

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有感受到（这些凌乱），前几年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中国团体带着一带一路的名义来访问、来考察……招商的、经贸的，也有很多是搞艺术的、文化交流等，名堂都冠上‘一带一路’。”

他感叹，早前有人将“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两者实际上天差地别。

“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要重建欧洲，进行得很谨慎，有长远眼光；中国（的“一带一路”）却是粗放型的，决策比较粗糙，中央地方各有形态，各行其是。”

批评提醒中国做具体调整

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卷入当地政治，自2013年以来即追踪“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推行项目“不光要和当局打交道，还要跟反对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

他也指出，一些项目面对指责，不排除是做了东道国本身问题的“替罪羊”，但批评也反过来提醒中国，“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更好地绘制...所说的“工笔画”。

从最近的具体发展可看出，中国政府也做出具体调整，既保留“一带一路”项目，同时与有关政府重新谈判合作条件。例如，中国本月同马来西亚达成新的东海岸铁路协议，将建造成本从655亿令吉（214亿新元），大幅缩减三分之一至440亿令吉。这被视为对马来西亚让步，同时也展示了与马国共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此外，中国也在引入第三方力量，携手推进“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比如同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和专业服务这四个平台上展开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的调整方向，王义桅认为，这包括走高标准道路，遵循市场规律，强调竞争中性，项目推进也得符合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法规。此外，未来“一带一路”须更集中，未必要做大规模基建，而是在境外开展经济合作园区，扩大私企参与空间。

长远前景取决于国内外局势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问题凸显，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前途未卜情况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一带一路”能否长期为继充满未知。

潘永强说：“只要特朗普给中国的压力没停，中国的国内财政未必有能力继续以过去五年那种规模，持续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投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本周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资本、产能和技术“走出去”都是为了内部的发展，一旦内部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外部发展就没有了基础。他认为，国家主导的“走出去”项目尤其要注意其经济能力可持续性，否则“一带一路”可能因国内因素，沦为另一个“郑和”项目。

中国史书记载，明朝航海家郑和带着庞大远航舰队七下（也有历史考据认为超过七次）西洋，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宣扬国威，但终因“耗费巨大”叫停。

郑永年也提醒，金融、互联网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地缘。在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的投入，在现今世界格局下未必能发挥影响力，中国评估“一带一路”国内外角色时应对此有客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