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圆圆、张明：外资流入中国速度放缓，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撤资和投资转移，急需有效方法改善投资环境。税收环境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外资还在青睐中国么？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未来外资决定是否继续投资中国时，考虑最多的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营商环境。让人欣喜的是，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2005年至2018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从全球第91位上升至46位，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国家之一。

同时我们注意到，世行衡量营商环境的10个一级指标中，衡量税收环境的投资者“纳税”指标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纳税”指标的排名曾经非常低，2006年中国的这个指标在约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68位。此之后多个年份该指标徘徊在第120位左右。即使2018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大幅提升32名，中国的“纳税”指标也仅位列全球第114位。

进一步分析2018年“纳税”指标改善的原因，不难看到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纳税所需时间大幅度的下降，投资者平均花费在纳税上的时间从2017年的259小时下降到2018年的114小时。而在“税收占利润总额比重”这个二级指标上，中国的排名一直较为靠后，这一点在2018年并没有得到改善。全球表现最好的国家税收仅占利润的25%左右，而2005-2018年中国税收占比平均值约为70%，成为拖累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重要原因。

外商在中国纳税数据同样支持这个结论。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2014年外商（笔者注：加入了港澳台企业应交税情况，虽然港澳台企业是否归入外商企业尚无定论。）应交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量的比重平均为22%，应交所得税占比从19%上升到29%，加上其他税费，外商面临的税负水平不算低。伴随着该税负水平同时出现的是外商利润占比的下降，这可能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也可能由于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相对地位下降。无论何种情况，都可能引发外商的不满，并促使投资者母国对中国资本施加限制。

中国营商环境的十个指标中，“纳税”指标表现最差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国整体税负水平相对较高，这对于外企和内资企业是一样的。整体税负较高则有多方面原因：营改增后，一些抵扣环节少的企业税负反而上升。在中国整个税制结构中，企业税和间接税的比重过高，个人税直接税比重较低。除了税收之外，中国企业还需要承担社会保险费用（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隐性成本等其他运营成本。世行认为，中国总税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将社保和公积金作为纳税额的构成之一。比如，2016年中国总税率占利润比重为68.5%，其中社保和公积金占比高达49.63%，贡献了总税率中的72.45%。

其次，虽然外商可能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但有些优惠没有完全实现。其中原因过于复杂不在本文中展开，但这个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特殊政策”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法律上给出确定的、透明的、长期的、适用所有企业的税率是必然的趋势。

最后，由于历史、人员编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为一般。中国的税收体系有某种程度的“高税率，宽征管”特征，而外企对此体系适应程度相对差，这导致了外企实际税负较高的情况。

为什么说减税是当前中国营商环境改善中的最迫切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