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昨天宣布放宽户籍限制，被普遍认为有利于提振正在降温的房地产市场。图为陕西省延安市的潜在买家今年1­月在展示厅看房。（路透社）

中国国家发改委最新的规划文件提出，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包括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等。

为推高城镇化人口并刺激下行经济，中国将大刀阔斧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不但为75个大中城市松绑落户限制，还首次提出要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

受访学者表示，解开户籍对人口流动的桎梏，鼓励闲置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生产及消费，既能让中国公民有更公平的发展机会，也是国家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抓手之一。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昨天公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宣布要让超大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相较五年前发布的规划文件，这是重大的转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如北上广深，而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如杭州、武汉、南京、天津、成都等。

中国媒体梳理，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依然严格控制户籍，全国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均已掀起“给钱给房直接入户”的人才大战，这给京沪带来争夺人才的压力。

约75个二三线城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

五年前发布的规划文件提出取消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限制。在这基础之上，今年的规划文件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大城市要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重点群体一般指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等。这意味着一大批约75个二三线城市，如哈尔滨、青岛、西安、洛阳、宁波、兰州、福州等将大幅降低落户门槛。

今年的规划文件也提到，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包括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等。

学者：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小规模城镇加剧收缩

中国国务院在2016年推出让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方案，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专家学者解读，新政策将使特大城市集聚人口的规模扩大，同时加剧小规模城镇的收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放宽户籍限制，是让中国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抓手之一。

他解释，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国际一般标准，近亿农民本该转移到城市从事更高生产力、更高收入的工作，但在户籍限制下没有这么做，造成国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他说：“人口迁移管制造成了消费损失，也造成收入损失。”

周天勇的研究显示，以2016年为例，因人口迁移受阻还在农村的人口和因户籍管制不能转化为市民的人口的消费需求损失合计为4.381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8838亿新元），占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这两群人原本可赚取的收入是7.7901万亿元，占当年全国城乡总居民收入的23.65%。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龙瀛受访时表示，进一步放宽户籍对于个人的发展机会是好事，不过当劳动力涌向超大特大城市时，10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和城镇可能会出现收缩。

他和研究团队利用卫星影像检测3300个中国城镇夜间灯光密度，发现在2013年至2016年间有938个城市在收缩，为数居世界之冠。

昨天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是国家层面的官方文件首次正视收缩城市的问题。

放宽户籍限制是让中国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抓手之一。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国际一般标准，近亿农民本该转移到城市从事更高生产力、更高收入的工作，但在户籍限制下没有这么做，造成国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