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中国具有数千年的经验。概括地说，中国自古至今具有三层经济（资本）结构，即顶层的国家资本、低层的自由资本和政府－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在中国文化中，经济永远和政治分不开，因为经济仅仅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或者说，政府永远把管理经济视为是自己内在的责任。因此，历史上，政府在诸多重大领域负有最重大的责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即西方所谓的“水利社会”）、社会救济和应付危机、平准市场等等。同时，社会也一直把这些视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经验地说，传统上，政府本身基本上只起到一个“维持秩序”的作用，而非积极的作用。西方近代以来所产生的“重商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的传统。

在海外，唐宋之后和明清以降，政府反对企业的“走出去”。尽管在海外有众多的华人企业家群体，但这些群体是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支持的。王赓武先生因此称之为“没有帝国的商业群体”。这和近代以来欧洲国家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海洋时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企业（无论是以商业为目标的航海还是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有国王或者政府在背后支持。很难想象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甚至军事上支持，这些欧洲企业能够在全世界“横冲直撞”。

近代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企业是内在一部分。中国因为政府反对企业“走出去”（即“海禁”），而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而所谓的“朝贡体系”也明确地体现出这一点。“朝贡体系”是单边的开放政策，即外国人得到中国皇帝的许可就可以在中国经商，但中国皇帝从来不会要求对方也向中国开放。

政府需要成为企业的“帮手”，这是一个近代课题。进入近代（也就是和西方有接触以来），中国连连被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西方国家所打败。在“实业救国”的思路下出现了政府如何促进企业发展、至少帮助企业发展的思考。近代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之分，也说明了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从传统上政府管理经济事务向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转变，即从被动的角色向主动的角色转变。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作为政府的责任，在当代中国又具有了新的内容。如果说近代政府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主要是为了“救国”，在当代同样的政府行为除了继续推动国家发展之外，更关乎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如果和西方政府作比较，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是不同的。

在西方，经济基本上属于企业家的事务，而非政府事务；不仅如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被视为不具有合法性。西方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政治，即政治本身。在中国，因为不存在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政府的合法性更多地是来自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借此来向社会提供福利。同时，也正是因为没有选举制度，政府很难通过计算选票来获取合法性，经济发展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显著。

政府“帮助之手”帮了谁

在当代，政府是如何对企业行使“帮助之手”呢？这只“帮助之手”仍然体现为三层资本形态上。

第一，政府本身履行企业家的角色，即学术界称之为政府的企业化（corporatism）。传统上就存在政府企业，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具有规模和发生作用。在地方层面尤其如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观察家早就指出，中国的县政府本身就是企业，至少在早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非企业之间的竞争，即中国所说的“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不过，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更是政府履行企业职责的象征，国企被纳入政府建制，其管理者更多地以官员的身份而非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尽管到今天国企只占不到一半的经济江山，但因为其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的垄断和主导地外，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发展型政府或者发展型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没有多少差别，即政府大力支持一些其认为是重要的（往往是大型的）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并非企业家，但辅助企业家来从事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发展。这主要发生在上述中间层资本，有人称其为“官商”，也有人称其为“裙带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