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广东省佛山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佛山市扫黑除恶办”）通报，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底，佛山市打掉涉黑恶团伙319个，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3.38亿元人民币。（中新社）

舆论担忧，基层政权主观、片面地诠释扫黑除恶，可能让这项行动成为打压民众合理诉求的工具。

中国各地大力推进扫黑除恶之际，湖南、山西、河北等近期接连被曝把失独家庭列为重点排查对象。舆论担忧，基层政权主观、片面地诠释扫黑除恶，可能让这项行动成为打压民众合理诉求的工具。

据澎湃新闻、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等报道，湖南湘潭多张“扫黑除恶十类重点工作”的展板图片上星期在网上传开，被列出的“重点监管对象”中，失独家庭人员赫然在列。

在网民议论、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撤换展板、表达歉意，解释不恰当内容属于“工作失误”；把“黑恶化”失独家庭的责任，归咎于印刷宣传海报的打印社。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一胎化政策，直到2016年才放开全面二孩。独生子女因各种原因死亡，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被称为“失独家庭”。

湖南失独家庭被“黑恶化”的余波未平，媒体又起底山西忻州市中心血站微信公号去年9月发布的一篇文章，显示当地卫计委也将失独家庭纳入扫黑工作对象。

河北井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去年3月发布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也被曝光将失独家庭、原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赤脚医生、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等人群，列为涉黑涉恶摸排的重点群体。

地方政府采取纠错动作

上述地方政府随后均采取删除稿件、文件等纠错动作，并澄清将失独家庭列为扫黑除恶对象为“误会”，是“工作做得不到位”。

中国去年初拉开一场由中央领导与启动的扫黑除恶行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去年1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场专项斗争历时一年多，在打击黑恶势力、整治中国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和改善社会风气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引发扫黑除恶陷入运动化势态等担忧。

近期接连被曝光的地方政府将失独家庭“黑恶化”的做法，就被质疑是有关权力部门把给基层带来“麻烦”的人员一律归为扫黑除恶对象，也暴露出扫黑除恶简单化、扩大化苗头。

光明网前天发表评论说，扫黑除恶打击的是“黑社会”“恶势力”，目的是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其外延不该无限扩大，以至于误伤无辜。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基层政权从自身立场考虑，趁着中央扫黑除恶行动，把提出正常诉求的群众归入黑恶势力，“很显然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应对这些社会矛盾”。

他呼吁，对扫黑除恶的对象和范畴进行清楚界定，“否则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这个工具，把有不同意见、或有正当需求的人，都当成黑恶势力，就会成为一个大笑话，甚至造成新的不稳定。”

中国全国老龄办曾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失独家庭大约7万6000个。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也确实出现失独家庭通过上访等方式争取权利，也有个别人士提出不合理诉求，或是做出过激言行，被地方政府视为维稳中的重点关注对象。

不过学者认为，把失独家庭笼而统之归纳为黑恶势力，是对失独家庭的伤害，也是对维稳的片面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受访时说，失独家庭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无论是社区、政府都应视他们为援助和救济对象，把这个群体归为危险分子，从人情法理上都站不住脚，“这样理解维稳的话，是会失去民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