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青年”和常态加班愈加普遍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中发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北京的年轻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日通勤时间近两小时，休息日平均要工作7小时42分钟。报告让不少网民心有戚戚焉，有官媒呼吁“刹住加班常态化之风”。

一些年轻人还不只有一份工作。清研智库和南京大学紫金传媒研究院去年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有多达7000多万名拥有主业和副业的“两栖青年”，不少人副业是微商、淘宝店主、顺风车司机、家教等。近一半受调查者解释，兼职副业是因为主业收入偏低。

对吴佳和刘跃这两名北漂青年而言，生活固然有压力和担忧，但他们至少相信个人努力还是能够改善生活。

吴佳说：“除非你是特别群体的第二代，否则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我自己就是这样，如果我不努力，可能还在河南某小镇。我有同学已经相夫教子了，而我在北大读书，我知道我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但她的人生已经一眼望到头了。”

年轻一代让执政者更担忧？

20年后，像吴佳、刘跃和吴家刚这样的90后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成功与挫败，对国家的信任与信心，都牵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个群体也自然受到执政者高度关注。

今年1月，中共总书记...在一场探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干部研讨班上便强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名20来岁的中共党员受访时说，年轻人如今特别被重视，可能因为许多人感受到生活处境压力加大，一些负面情绪或对执政者不认可的想法更容易滋生。

他举例说：“经济不景气和房地产泡沫加大，可能促使更多资产和人才外流，中产家庭也可能考虑移民，如果更多优秀年轻人因此离开中国，这将是很大的损失。”

个人主义抬头　年轻人更爱批判

有研究指出，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个人主义，这也为执政者带来新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单伟在一篇探讨中国80后政治态度的报告中提到，和许多越来越富裕的社会情况一致，伴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中国年轻人变得更具批判性，没有前几代人那么服从于权威。

报告引述2002年、2008年、2011年和2015年展开的四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指出，与70后、60后与50后民众相比，中国80后表现出最低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及前三代信任政府。

单伟接受本报访问时进一步说，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代际变化非常明显，年轻人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理解不一样了，变得更自信，也没那么“服服贴贴”，这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单伟的研究同时指出，中国80后并不比前几代更倾向于短期内推动政治改革，这主要因为他们没有无条件接受西方的民主观念。

民生政策与思想工作“两手抓”

面对年轻一代的问题与诉求，中国高层近来一方面通过民生举措试图回应关切，另一方面也强调须加强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工作。

本月较早前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加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培训，试图给担心就业前景的年轻人派出定心丸；本月18日，...则召集思政课教师参加座谈会，强调思政课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并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

实际上，校园的思政课之外，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手法近年来已趋向更灵活并具娱乐性，例如通过电视问答游戏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互动趣味手机软件“学习强国”、叙述大国崛起的主旋律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等形式，力求加强与年轻群众的联系。

对于“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高层近年来提出的“大概念”，受访青年都表示有所听闻，但理解程度不一。

重庆青年吴家刚表示“在高速公路横幅上有看过”但没去了解；金融白领刘跃则坦言：“这些感觉是对外宣传的东西，比较少干货，我比较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动态，例如央行降准、货币政策等。”

对政治较感兴趣的北大生吴佳则说，这些概念和她个人生活虽然关系不大，但新颖的宣传手法倒是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她说：“我对《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电影没特别感冒。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宣传，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更全面客观。其实，中国人是非常愿意直面国家不足的，如果有关于国家的宣传片，我希望它能更全面地将中国展现出来。”

谈及政治教育，吴佳进一步说，自己对政治课其实感兴趣，尤其政治理论如何贯彻在实际社会议题，但关键是要有好老师授课，否则“大部分学生还是会抵触、逃课，觉得这是从小到大都接触的说辞，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对国家前景仍抱持信心

而在社会学学者于海看来，政治思想工作的关键在于推行者必须言行一致，避免“官方有一套语言，年轻人生活中有另一套语言”的脱节情况出现。他举例说，官方与学校向来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并有创新精神，但年轻人在网上的表达却遇上阻力，这其实不利于他们培养理想和抱负。

尽管各自生活中面对挑战，尤其经济方面的忧虑，但吴家刚、刘跃和吴佳都说，长远而言还是对国家与执政者抱持较大信心。

提到对中国发展的信心，金融白领刘跃给出了60分。他解释说，房地产泡沫、中美贸易战、购买力透支等一系列短至中期问题都让他担忧，但长远看来，他也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权力较大，可以用各种措施控制经济问题，让问题不那么容易剧烈地爆发”。

吴佳则相信，如今关键是中国政治稳定，只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中国的发展没什么值得特别担忧的，别的国家应该也不会想和中国“叫板到底”。

面对生活挑战，她自认偶尔会陷入无欲无求的“佛 ”或颓废的“丧”状态，但这更多是调侃和调剂。她笑说：“真的很丧吗？我做的事还挺多的，上学期还写了两篇论文。至少过了自己的目标才去佛系吧，否则一直佛系也挺无聊的。”

多年来培育无数莘莘学子的于海教授说：“对年轻人的担心，我想是过头了点。尤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面对多元的世界，如果趋向统一管理，最后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认为年轻人要有抱负，不单是自身职业发展的抱负，也关乎社会和社区的改善，关于国家的事情，他们应该要可以议论。”

他肯定地说：“不需要太担心。我对年轻人有批评，但对他们还是有信心的。我真的对他们有信心。”

（按受访者要求，吴家刚、刘跃和吴佳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