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家和企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大量年轻的中国人在欧洲和美国的相关领域学习和工作。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算，在美国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研究生中，中国公民的比例高达25%。西方科技公司在中国大举投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硅谷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融资来源。

分析人士辩称，这种合作往往有利于双方，如果美国希望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它需要继续吸引来自海外的人才和资金，特别是中国。

但他们也指出，这种合作关系是不平等的：西方社会总体上是自由和开放的，而在中国体制下，个人研究者和私营企业可能经常会变成政府乃至军队的工具。

“人工智能领域的交织制造了一个双重用途难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员埃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表示，“我们开放且自由的社会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但中国政府对这类技术的执意追求使这种开放和自由面临风险。”

为开发新型高科技武器，美国国防部正试图与硅谷更密切合作，3年前创建了一个西海岸办事处，名为国防创新处(Defense Innovation Unit)，帮助其与初创企业接触。然而，它不能要求私营企业表现出中国企业对北京方面的那种忠诚。今年早些时候，谷歌(Google)表示不会继续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一个人工智能项目，此前该公司员工抗议将这类新技术应用于武器系统。

由澳大利亚国防部提供部分经费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10年，中国军方向西方国家的大学派出多达3000名科学家，有时使用虚假的理由，目的经常是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获取专门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发展新的军事能力。

中国政府还通过大举资助硅谷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大展身手。根据美国国防创新处的数据，2015年至2017年，中资实体为10%至16%的风投交易提供了资金。分析人士表示，其中一些投资附带董事会席位和最终的技术转让协议。

中资企业还参与了一系列可能为军方提供有用技术的企业合作。百度在这类企业合作方面走在前列，该公司2014年在硅谷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已承诺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人工智能研究投入100万美元。微软(Microsoft)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研发已有10多年。

中国电科还在人工智能项目上与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ydney)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官员称，这引发了担忧，因为这家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探索（其与百度新建的联合实验室就是一例）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指挥和控制，让算法（而非军人）做出战场决策。

在台湾，由国防部和国安会支持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INDSR)的高级官员苏紫云(Su Tzu-yun)表示，民营企业的角色意味着这一行业“正在向地缘政治的舞台中心移动”。他说：“20年前，中国的影响力是中国价格，但未来的影响力将是中国规格。”此言暗示，中国的角色正在从廉价商品制造者转变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对中国的挑战感到不安的美国政府，已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减慢技术流动。过去几个月，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彻底重审监管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有助于遏制中国将西方技术用于军事用途。

助理国务卿福特表示，技术政策曾试图在产品的民用和军用之间划定明确界线。他说：“当然，军民融合混淆了这些区分：（其）根本目的就是确保技术和材料在民用和军工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美国现在需要“与对华技术转移问题的严重性相称的新做法和新程序”。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权——除了审查直接收购，还被赋予了对少数股权投资和初期投资的监管权。甚至还引入了一项“笼统”条款，使该委员会可以阻止中国在硅谷的任何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