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运动”

他长了一张白人面孔，却有着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

在图片展开幕式后举办的座谈会上，他就坐在我的旁边，面前的姓名牌上写着他的中文名字——刘中庆。他似乎不会说中文，用英文发言，但很精彩。

座谈会结束后，我与刘中庆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中英混血儿，爸爸是来自香港的华裔移民，妈妈是曼彻斯特的英国白人。“我小的时候长得像中国人，成人后像白人。但我更希望反过来，”他笑着对我说。他和其他英国华人社区领袖发起了一个“立碑运动”，即推动英国有关部门批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一战华工纪念碑”。他谈到了为促成此事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艰辛，尽管如此，他说，为了追求“历史公义”，他仍然坚持努力，不肯放弃。

谈到一战华工，刘中庆告诉我，除了西线战场的14万华工，东线还有更多的华工，即被沙俄政府招聘的华工，具体人数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二十万，一说四、五十万，他们的境遇更为复杂、凄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成立的苏联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一部分华工参加了苏联红军，另一部分则参加了与红军作战的白俄军队，原来曾携手挖战壕的同胞兄弟，此时却各据敌营，互相残杀；还有一部分华工流落到西欧，甚至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西线的华工战后也未能实现立即返乡的愿望，他们被法国政府留下清理战场、掩埋尸骨、修建墓地，其中一些人虽然幸存于一战的炮火，却未能逃过战后的种种劫难，如程玲的爷爷毕粹德。战中、战后客死他乡的西线、东线华工，具体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但刘中庆认为，至少应该有两万人。

谈到一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工的贡献在西方被无视的原因，刘中庆对我说，在英国，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统治精英在战争最低落的时点、在英国军人死亡最惨重的时刻从中国招募了华工，但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此刻却需要向当时的“东亚病夫”中国求助，所以战后他们一直下意识地试图抹去这段记忆；此外，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对所谓“黄祸”的恐惧，也是英、法、美等战胜国有意无意地掩盖这段历史的部分原因。

“一战揭开中国现代史序幕”

座谈会上发言精彩的人，还包括一个名为克里斯多夫•阿南德（Christopher Arnander）的英国作家。两年前，他与人合著出版了一本书《被背叛的盟友：一战中的中国（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有趣的是，他的外祖父也与一战有关：作为当时的贵族和英国政坛的资深政客，他的外祖父曾在一战期间隐瞒身份，跑到前线医院工作，救治伤员。

在座谈会后的闲聊中，阿南德谈了一个观点，让我颇为吃惊——他认为，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责任最大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其次才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

两天后，我找到一个机会，采访了阿南德。他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作为一战之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领袖，威尔逊在1918年初宣布了治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十四点原则”，包括成立国联和民族自决权，他因为这个具有理想主义远见的计划而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一位中国人甚至称他是“全球头号大善人”，但在1919年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尽管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英、法三国却共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阿南德对我说，协约国所有成员国都对这一卑鄙的决定负有责任，但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却是威尔逊，因为他参与做出的这个决定彻底背离了仅仅一年前他所张扬的那种高尚的理想主义，世人只会预期如英法这样的殖民列强才会做出如此卑劣的决定，但中国（也包括其它许多国家）曾经期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好过那些殖民列强。

谈到当时中国人的失望情绪，阿南德引述了当时中国报纸抨击威尔逊背叛其“十四点原则”的一个标题：14=0

阿南德接着说：如果非要为威尔逊辩护，你也许可以说，国联的成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那时的他实际上被日本所绑架，因为日本威胁如果得不到山东就要抵制国联，而失去日本将会严重损害威尔逊的目标，但事实证明，日本在几年后却成为国联的最大破坏者。

阿南德说，中国在巴黎凡尔赛和会上的屈辱，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导致了后来中国一系列的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中取得的“战果”也让它变得更为贪婪，进而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对整个中国发动了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恰如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追求历史公义”

参加“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的，还有一位意大利人，他叫西蒙•德•古列尔莫（Simon De Guglielmo），出生在罗马，在伦敦工作。他对我说，他也有1/16的华人血统，部分为了追求历史真相和历史公义，部分为了这1/16华裔血统的“寻祖”，长期以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作为义工研究员，参与了一战华工数字化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公义” ——这是刘中庆、阿南德、露西、古列尔莫等人接受我采访时都用过的一个词，也是《华工出洋歌》歌词中提到的一个词，尽管其间相隔了100年。

一战华工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山东威海卫出发的，在他们出征前，都会共同唱着一首《华工出洋歌》，其中最后几句歌词是：“欧美文明国是我友谊，最应该发兵来救济。无奈何，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己，中华人最爱好名誉。”

专门描述一战华工经历的历史小说《他从东方来》的作者姚蜀平由此发出感慨：“这些淳朴的华工，自己还没有解决温饱，就想着要去解救全世界；自己还不自由，就为他人自由而战，为中国人的名誉而战，为中国地位而战，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精神。”

参加完“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开幕式三天后，为撰写此文搜集历史资料时，我偶然发现了这么一段记述——

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一个奇特的包裹邮寄到了当时的中国外交总长、也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手中，包裹里面有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署名为：“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毕粹德。”

毕粹德？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忽然想起，毕粹德就是三天前我采访的那位山东妇女程玲的爷爷！

采访中，程玲并没有提起这段历史啊，除了知道爷爷来自山东莱芜农村、一战期间辛苦劳作、一战之后死于非命之外，她还知道爷爷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如荆轲刺秦王般的义举吗？

（作者电子邮箱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