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是指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女性的现象。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公室在2012年作出的预测，在中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女性。研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较弱和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份。这种地域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失衡问题可控，生育政策放开作用有限

中国在2000年开始，明确规定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属于违法行为。2006年，中国颁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的决定》，同年正式启动全国性“关爱女孩”行动，以提升女孩在社会上的价值，更好地支持女孩家庭。

2013年，前卫生部和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成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合并职能后，国家卫计委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蔡菲表示，国家卫健委新组建了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以继续解决这一问题。

刘鸿雁表示，从三个方面可以判断，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仍处在可控范围：第一，出生性别比虽然仍然保持高位，但自历史最高值之后，这一数字一直在降低之中；第二，出生性别比超高的地区数量也在减少，尤其是大于120的地区数量；第三，不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出生性别比均在下降。

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全面两孩政策”，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分析认为，生育政策的放宽可以提高生育率，并且降低出生性别比。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新的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趋势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刘鸿雁指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持续时间最长且最严重是因为它的历史负担最重。“如果80年代的时候对生育问题采取宽松政策，到现在的话，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但我认为，从长期来讲，生育政策放宽对中国的性别选择问题会有缓解作用。”

刘鸿雁对财新记者表示，并不能将生育政策的放开与解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划等号。“现在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决定影响相比于八九十年代已经很微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更明显。二胎潮中，性别选择比是上升还是下降，目前还没有数据。”

刘鸿雁说，在中国，虽然女性地位有较大改善，但是在社会层面，尤其是就业层面，女性困境依然很大。用人单位出于成本考虑，不愿雇佣会产生产假诉求女性员工，这一情绪在二胎政策之后被继续放大。她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就性别平等立法，这样有助于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全面改善。此外，在普及性别平等理念等方面，中国的教育体系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