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

“五四”，已过99个年头，而这场运动的灵魂与核心——北京大学——也迎来了它的120年纪念。

99年前的这天，北大学生引领着一股新思潮，表达对威权的失望与愤怒。他们高举白旗，书写着“还我青岛”，不满外交的失败。他们忧心国家、社会与民族的积弱，想要号召千千万万同胞，从铁屋子的意象中苏醒。身穿长袍的他们，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却满腔热血地嘶吼着。从庙堂出走的中国知识分子迈向了社会，以自下而上的姿态渴求改变中国。

五四似乎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番觉醒。以往的读书人希冀的是功成名就，通过知识的获取成为强权的一部分，自上而下地管理尚属蒙昧的群体。五四运动是持续更为长久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自我的身份认同转变，开始关注知识的大众启蒙，而不再是对权力的趋炎附势。他们甚至站在威权的对立面，自求一种精神的独立与愤怒的抗争。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行为似乎印证着胡适所言的“健全个人主义”，他们想要独立于威权的管控，想要有自由的表达，不愿把他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肯把他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信仰负责，不惧怕威权的打压，对真理与言论负责。

他们历经了20世纪初的迷茫，寻获到“民主”与“科学”的概念。民主犹如乌托邦，生而平等自由，群己权责分明。科学则是民主的奠基，技术的发展加速乌托邦时代的到来。也正是秉承着这种憧憬，让年轻力盛的学生唾弃旧时代的落后，厌恶旧制度中的固化阶层与利益分配不公。

愤怒的抗争，必然引来威权的施压。当时的北京政府立马拘捕了学生，查封《益世报》等力挺学生行为的报刊。威权希望的是稳定与顺从的社会，脱离轨迹的行为，势必会被视为反动的因素，对威权本身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权力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收编。威权的恫吓，试图让觉醒的知识分子“收声”，他们没在肉体上打压，而在精神上一次次使之幻灭。用柔性的手段改造知识分子，将他们变成“精致的利己者”。精致在于他们懂得很多道理与知识，却只能在无能为力中放弃以往的公共信仰，变得更“独善其身”。甚至，在威权恫吓的漫长岁月里，知识分子学会了自审，明知道这是错误的、社会是糟糕的、情况是不对的，但更愿他们会将错就错，这样才能做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为世间带来光火照明黑暗，是大众赋予启蒙知识分子神话般的修辞形象，这也反衬出大众对真理和知识的渴望。也正因为大众的寄望，会用更高的道德律去衡量启蒙知识分子。

当知识分子“独善其身”囿于专业学术本身，从公共议题与信仰中淡出，不愿或不敢为公共利益的受损方发声时；甚至有些知识分子突破基本道德底线，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性侵事件主角，“神话”的知识分子形象会轰然崩塌，从天堂坠入地狱，在大众传播与底层批判中不断“污名化”。

大众对启蒙者产生了怀疑与不信任，也未能得知如何突破知识的隔阂与权力的规训，在未知的迷茫和现状的不满夹杂之下，呈现出时代的焦虑、自我放弃的颓废、纵欲狂欢的快感崇拜。

再回望与深思五四，那种知识分子的担当犹如鲁迅在《热风》中所写的那般：“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百年之后，启蒙似乎需要再次向死而生，需要拨开时代粉末修饰下的神话符号，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抗争的勇气与启蒙的决心。普罗米修斯为人间带来火种，宙斯将他困锁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鹰去啄食他的肝。而他，3万年未曾屈服过。

作者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