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靠制度防权力高度集中

历史会重演吗？当前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GDP很快要世界第一，各方面都在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当局自信满满。另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到最高领袖，高烈度、长时间的反腐，和“讲纪律、守规矩”“四个意识”的警告，正在营造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在真诚的赞扬和肉麻的吹捧声交织中，唯唯诺诺、附炎趋势又成了官场的主调（当然还有沉默、不作为）。没了不要命的谏官精神，个人崇拜无人能阻挡，因为它是官场上每一个人自保和进身的最佳策略。

个人崇拜总是从下面推动，而且推动者中的奸臣多于忠臣，别有用心多于忠心。被崇拜者中不乏巨人，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个人崇拜从来没有好结果，包括对受崇拜者。正如邓小平所言，国家和民族不能将宝押在某个领导人身上，要靠一个好的制度方能长治久安。

怎样一个好制度呢？西式选举民主的弊端已广为人知，而且中共治理体制的优点也不能放弃。好在与“文化大革命”时不同，今天的中共不仅不革老祖宗的命，而且还要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将其列为“四个自信”之一，视为“中国智慧”之源和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底气所在。而谏官就是一个尚未发掘的优秀文化遗产。它源远流长，积累深厚，有它自己的精神气质、英雄人物、光荣传统和成套的制度设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个好主意，但有许多现代制度来源于西方，到中国后水土不服，走了样。谏官制度土生土长，在精神上和习惯上都合国情民情，将它发掘出来，一定有利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其实，毛泽东很注重谏官精神。他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闻过则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这些都是谏官传统的精华，和现在的“不许妄议中央”“绝对忠诚”形成鲜明对比。毛的失误一是自己耳不顺了（没有制度来保证他永远耳顺），二是将谏官传统给群众运动化了，而没有像古时那样为其提供制度化保障。一旦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动，就无标准尺度可言了；而且言官所要求具备的素质，是一般群众是无法达到的。

谏官是制度化了的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和劝诫，有合法的运作空间和公认的角色，因而有一定的豁免权。因此他们中许多人敢直犯龙颜，恃仗的是道德勇气、先贤古训、律法规制和公理民意，使皇帝不敢胡作非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缺的正是专职谏官这一环。中共党章中“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是执行力的有力保障，但在决策力上缺乏议政的空间和对上级权力的制约。人大、政协表现得软弱无力，缺少骨气。知识分子在中华传统中是社会的良心，但现在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被用津贴、头衔、官帽、科研基金，获奖机会等收买，大批沦为犬儒。中国大批新建的智库都归中宣部管，只有“议”而没有“谏”的功能，结果是只出“附议”。在权力淫威下，官场学界到处都是潜规则，圆滑处世哲学和机会主义；趾高气扬和奴颜媚骨并存。

“出出汗，红红脸”理想需要可靠的制度来保障，实践证明党内“民主生活会”并不可靠。毛泽东企望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之所以没能实现，也是因为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谏官制度是中华老祖宗最高政治智慧的体现，不亚于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式微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恢复谏官传统，振兴官场骨气。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