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假释比例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张军部长提到，以后要大幅提升可假释罪犯的比例，你怎么评价这个做法？

张苏军：司法部提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由来已久。我在司法部分管监狱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过提高假释比例。现在条件更加成熟了。罪犯假释了以后就纳入到社区矫正去了。我们的社区矫正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专业人员配备合理，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这个条件很具备了。这样一来通过提高假释比例，我们的社区矫正系统，完全有能力接收更多的假释人员，接收和管理改造假释人员，这样就能减轻监狱的压力。

直接来说，就是降低我们的行刑成本。在监狱里面，国家财政要进行大量投入。每一个监区的床位投资要若干万，发达地区要数十万，边远地区也要三五万。另外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免费提供食宿这些日常费用，一个罪犯一年也要好几万。所以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就减少了。

除了降低行刑成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考量？

张苏军：一个是降低行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我们国家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不是单纯的惩罚罪犯，而是要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合格公民。

我们的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惩罚。惩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把他改造成为合格的公民。假释有利于他回归社会，因为通过假释，他可以提前有条件地回到社会。我们统计，罪犯刑满以后重新犯罪，最高的发生率是在刑满以后的一年以来。为什么是在一年之内？很多罪犯关了几年后，对社会完全陌生，不适应社会。这样一来往往就铤而走险，为了生存又重新犯罪。

怎么让他们重新适应社会？假释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让他先回来。假释不是没人管了，而是有人管的。有人管他同时也有人帮他。社区矫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他管理他，同时帮扶他。比如说，我们设有中途站。对于假释人员，如果无固定住所无直系亲属无工作单位的三无人员，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并且帮他寻找工作，帮他们度过出狱后最困难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帮他们回归社会。这个社会成本的降低比行刑成本的较低，意义更大。

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对立的情况是极个别的

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时会有一些对立情绪，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苏军：司法机关与律师之间是服务和管理的关系。有对立的话是极个别的。在全国30万律师中，是以百为单位，上不了千的。

我们主要是管理律师，另外给他们提供服务。近年来我们在律师执业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跟有关部门一块出台政策，在律师的取证方面，解决律师取证难、探访难的问题，解决律师事务所很多的优惠待遇，包括降低律师的税收。

律师是一个职业，所有的律师不管多大年纪，都要不断学习。新的法律不断在出台，他都要学。而律师的学习费用是很高的，我们对律师参加境内外培训班，参加专业培训听讲座，这些只要你有发票，都能在个人所得税里面抵扣。这就是鼓励他去学习，知识更新，因为他是个知识产业。

另外，社会上有一些对律师的暴力行为，我们在律协有维权委员会，维护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