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亚湾的东南方向，鹿回头风景区的北面，几座状如贝壳的巨大建筑矗立在一座人工岛上，这是三亚市的著名地标——凤凰岛。
 

△ 凤凰岛     供图 | 视觉中国

就在不久前，海南省接到通知，凤凰岛项目建设立即停工。

不仅是三亚，海口、文昌、万宁、琼海等多地多个项目也已暂停建设、暂停营业。

这些干得热火朝天的项目，为什么一时间戛然而止呢？

四批“钦差”两年遍布全国

发出停工指令的，是中央环保督察组。

这是除了中央巡视组以外，又一个备受关注的中央“钦差”。

中央环护督察组曾在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时直接点名批评：

“三亚市凤凰岛填海项目以国际客运港和邮轮港名义取得海域使用权，但实际主要用于房地产和酒店开发，由于填岛造成水流变化，三亚湾西部岸线遭到侵蚀，为修复岸滩不得不斥巨资对三亚湾进行人工补沙”。

这背后，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当地房地产行业破坏生态现象的狠批，“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府规划跟到哪儿，鼓了钱袋，毁了生态”。

类似上述不留情面的督察意见，“央字头”环保督察组至今已经发出了31封。

经过2015年12月在河北展开试点，和2016、2017年两年间分四批在全国实施进驻督察，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工作至此全面收官，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副省级领导被问责

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开展的两年来，从以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为主”，对地方党政部门的问责成为中央环保督察这把“利剑”出鞘后动真碰硬的表现。

问责力度首先体现在问责人数上。据环保部通报，首轮环保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3.5万余件，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

“中央环保督察是综合性的督察，是‘大环保’的概念，所以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只要失职失责，都要进行问责。”刘长根解释，问责范围不仅涵盖环保系统内部人士，还包括地方党政、国有企业、基层社区、国土、林业、水利、住建、农业、城管、安监、工信、交通、公安、发改、旅游等各个与环保相关的部门。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以祁连山为例，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已不仅仅停留在基层干部层面，引发关注的高层问责开始出现。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设置采矿、探矿权144宗；肃南县凯博煤炭公司马蹄煤矿位于缓冲区和实验区，2008年投产以来共形成煤炭堆场10余处，近2平方公里地表植被遭到破坏；祁连山区域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水电开发强度较大，该区域现有水电站150余座，其中42座位于保护区内，带来的水生态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督察组全面揭开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被破坏的程度及严重性，进而推动祁连山问题得以严肃查处。

2017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通告，包括三名副省级领导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被问责，这在我国并不多见。

同月，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不重视、不作为是他出的问题之一。“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后，王三运表面上摆了姿态走了形式，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去调查研究，也没有认真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责”，专题片《巡视利剑》后来披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显然，“环保钦差”接连出动的两年，各地的环保工作成为当地党政一把手肩上负有的更重的责任。

四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问责情况

喜欢直接点名的钦差揪出啥？

当地政府重发展、轻保护的突出问题屡被督察组直接指出，而且用词犀利，不留情面，对涉及的责任部门也直接点名、毫不回避。

比如，湖南岳阳、永州等地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顶风出台阻碍环境执法的“土政策”；山西省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实施低热值煤发电专项规划。

同时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各地督察意见中的还有当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比如湖南湘潭、郴州两市违规干预环境执法，甚至为违法企业出具虚假证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主动包揽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明确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老干妈分公司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受理群众举报是中央督察组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督察组因而指出多地有漠视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的现象。比如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点及小作坊，区域环境恶劣，群众反映强烈，多年来得过且过，直到督察时才有效整治。

对于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心，专门要求我们做梳理。”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在2017年12月环保部的记者会上坦言。

据他介绍，此次督察也发现了各省（区、市）在环保方面存在的六个方面共性问题：一是一些地区大气和水环境问题突出；二是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三是一些自然保护区违规审批、违规建设；四是水资源过度开发；五是工业污染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六是农村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他同时指出，“这些问题与我国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地方党委政府不重视、不作为、不担当有很大关系”。

约半数省份一二把手共同任整改组长

有了中央环保督察组开的问题清单，各地一把手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刘长根指出，有约一半的省份由党政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其余均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如广西、湖北、北京等地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和政府行政首长共同担任，俗称“双组长”负责制。

也有两位党政一把手在工作领导小组中分任正副职。比如，内蒙古成立了李纪恒书记任组长、布小林主席任第一副组长的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海南的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分别由省委书记刘赐贵和省长沈晓明担任。

还有省长主抓。比如，江西省的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刘奇任组长，河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陈润儿任组长，广东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长马兴瑞担任等等。

各省在督察反馈结束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的整改意见均将督察组指出的问题逐条细化，列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主体责任单位、监管责任单位、督办省领导等。类似于小到关停多少家污染企业，大到将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一定范围等等都反映在整改方案中。

事实上，往往在收到反馈意见第一时间后，各地就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制定整改方案和进入整改状态。和文中开头提到的海南省一样，凡是被“环保钦差”督察的省份，“环保风暴”自上而下迅速席卷。 

已经结束首轮全覆盖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在2018年也不会停下脚步。26个省份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这些省份的环保督察工作重点关注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及后续的整改落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