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今天的资本阶层尽管更具竞争性，但已经变得极端自私、毫无责任感。

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尽管一直被视为是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了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

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

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

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

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