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地方政府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法惹起争议，事后北京大兴区区长崔志成辞职，另有至少十三名官员正在受查，相信与大火以及驱赶人口的手法有关。这消息实在令人亦喜亦忧，一方面北京地方政府的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法麻木不仁，突显地方官员的处事手法有待改善，但另一方面，涉事官员被问责下台，也就能够令其他官员有所警惕，不重蹈覆辙。反观香港劏房等住屋安全问题，其实与北京相差无几，也曾发生多次意外，只是涉事的官员却仍然安坐其位，未被问责。

这次“低端人口”事件，明显就是地方管治手段出了问题。北京四、五环部分予外来民工居住的房屋设备简陋，成为安全隐患。在火警发生后，上层下达命令，要求地方政府修正问题本属正常。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要求当地居民在严冬离家回乡，未免过于粗暴，引起公愤也是可以预见。

但在事件过后，北京市市长蔡奇立即下达命令，要防止“急躁情绪”，须“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并要“注重人文关怀”，下层官员的处理手法随即有了改善。此外，在大火发生后，已有约十三名北京地方官员受查，此外，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大兴区区长崔志成长疑因为大火以及善后工作的处理手法备受争议，于本周三辞职。

这些地方官员铸成大错，令上千国人无家可归，固然令人愤愤不平。但另一方面，他们被问责下台，足见当地政府有自我修正能力，令其他官员谨记今日的错误不能再犯。

北京大火过后，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较内地文明，云云。但是香港的贫穷人口上百万，他们不少都要住在劏房、乃至板间房、工厂大厦，他们的生活窘境，甚至比北京的低端人口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2011年6月，土瓜湾马头围道的唐楼劏房，便曾发生大火，导致5死19伤，其中一名死者更是未出生的婴儿，只是问题一直未有改善，及至今年初，长沙湾的劏房发生大火，一共有30人受伤。

劏房问题情实堪忧，只是在意外发生后却没有官员须要为此问责下台。可以说，学生犯错尚且需要受罚，为什么香港的官员犯错后，却仍然可以安坐其位？如果问责机制如此残缺不全，官员又如怎会全心全意为民解困？

董建华设立高官问责制原意是予特首权力任命官员，由于问责高官不是公务员、以合约聘请，若然他们犯下大错，特首可以迫使其问责下台。但是多年来却少有高官引咎辞职，甚至有些涉及严重利益冲突个案的官员可以晋身高位。问责高官的情况尚且如此，就更遑论要那些以长约聘请的公务员负上责任了。

诚然，香港的管治模式有一直以来也行之有效，香港的文官选拔制度，也能确保政务官是社会精英，但是正如再锋利的刀都会有生锈的一天，社会精英也有其惰性，若然问责机制名存实亡，官员又岂会尽心为民？

从这次低端人口事件看来，北京的治理模式，固然有一定的改善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也突显了香港问责机制的不足之处。林郑月娥曾言要在今届政府施展施政新风，然而，不革新制度，所谓的新风也就难言落实，只会沦为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