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人们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官员的“退赃”也可能是逢场作戏。迫于某种压力，他们“退”得心不甘情不愿；而一旦风头一过，他们不仅会要回“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好处”，甚至还将变本加厉，继续攫取更多的好处。

一桩半年前的“旧案”，近日被媒体重新翻出

今年6月，河北省承德市政协原副主席周义强因受贿16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根据后来的裁定书显示，由于曾被纪委调查过，心虚的周义强于2014年下半年先后多次把共计220万元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他还在“还钱”时对行贿人表示：“现在形势挺紧，就当咱们之间送钱的事儿没有发生过，你把这钱拿回去。”而至于为何要多退60万赃款？在周义强看来，“拿这些不该拿的钱很后悔……不想沾人家的光，只能多退不能少退，想和人家两清”。

但其实，周义强如此“慷慨”，还是为了堵住行贿人以及已经落马的“同绳蚂蚱”的嘴。据其本人后来坦诚，自己受到“多退些息事宁人”心理的影响，向行贿人之一蒋某的家属多退了一倍的赃款——那之前，已被纪委立案调查的蒋某曾放话，“我现在被判刑了，家里不好过，我不好过就都别好过。”

当然，受贿的犯罪事实，是永远都“抹平”不了的。从周义强的动机来看，其退赃甚至“不惜成本”多退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在纪委介入调查之后，面对巨大压力的心虚之举。通过退赃，周义强与行贿人之间似乎实现了“两清”，但作为公职人员的受贿事实是无法抹去的，他与人民和法律之间，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两清”。

官员“退赃”的新闻，近年变得多见起来。这其中显然有“两清”的考虑，也可能有悔过的因素。但人们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官员的“退赃”也可能是逢场作戏。迫于某种压力，他们“退”得心不甘情不愿；而一旦风头一过，他们不仅会要回“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好处”，甚至还将变本加厉，继续攫取更多的好处。

海南省海口市原副市长李杰，就是一个典型。那年，也是听到“风吹草动”后，李杰立即退回了所收受的好处费——两个月时间内，他把200万元退还给了行贿人，同时还“关照”对方：“如果有关部门找你了解情况，不可说送过我钱。我要真出了事，你也跑不了。”过了一段时间，看上去“风平浪静”了，李杰竟又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行贿人，问对方“讨回”了这200万元。当然，没有同行贿人“两清”的李杰也逃不过法律制裁——总共受贿900万元的他，被判了11年。

在不少受贿案的司法判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案发后“退缴全部赃款”或者“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的论述。这些一般会被法院认为属于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那么，“案发前”的退赃行为，到底属不属于脱罪的理由？从法理上讲，“两高”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盖犯罪而退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也就是说，“积极退赃”是一回事，“违法事实”是另一回事。即便在案发前“退赃”，法律也绝非拿他们没办法。

而无论周义强还是李杰，案发前的“退赃”行为，本质上也不是真心悔过，而是某种看风向、避风头，企图逃脱惩处的“障眼法”和“小伎俩”。他们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这对所有手握权力、身居要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有些事，一旦做了就再不可能回头、再没有后悔药吃。与其指望事后“两清”“自保”，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管住自己的手，保持“真清”，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