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则指出，如果真的是因为安全隐患的问题，当局在出事后才来马后炮、亡羊补牢，只说明此前长期漠视问题。他认为当局是借火灾来大举清理外来人口，而这么做无益于北京的城市发展。

他说：“多少人口才可以让大都市达到聚集效应，不是由政府拍脑袋决定，而应该是市场长期演化的成果。有研究认为，北京的人口密集度不如东京等其他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人口并没有多到城市发展饱和的程度。如果是担心安全隐患，当局有义务为这些在北京提供快递、餐饮等基本服务和交税的劳动者，提供更多低廉、卫生、安全的租赁项目。”

北京人郭女士去年刚花110万元人民币（22万新元）在大兴建了四层公寓出租给外地人，现在每月近万元的租金泡汤了。她用手机给记者看前天在淘宝订购烟感器的订单，表示自己非常愿意配合一切改善防火措施的工作，希望当局日后能让租户回流。

律师：定义为“低端人口” 是“一个时代的耻辱”

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范辰批评当局把被清理人群定义为“低端人口”的做法是“一个时代的耻辱”。他在微信上说：“从‘北京欢迎你’到‘北京驱赶你’，北京精神中所谓的包容，还有一丝一毫的影子吗？”他指出，这场大整治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以及行政法、物权法等法律。

大整治引起舆论公愤，也激发不少人献身公益。诸如天鹅救援等至少七八个公益组织近日在为受影响人群提供搬家、临时积存行李、临时住宿安排等服务。不过这些公益似乎不被当局允许。例如有网络公司汇总5000个包食宿的餐饮工作岗位让被清退的人申请，但微信帖子很快被删。本报要求采访同舟家园时，负责人表示因为“无法预知的原因”已停止提供寄存和住宿。

一名张姓电工从1989年便在北京打拼，临时被驱，最心疼的是必须把房内的工具当废铁贱卖。但他叼着烟，微笑着对记者说：“没关系，我是乐观的，打不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