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过去几年，大批南亚“假难民”涌入香港，更滥用免遣返声请机制变相留港，严重冲击香港劳工就业及治安。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在当地引发的争议越演越烈，对于位处亚洲的香港而言，如何处理难民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烦恼，香港社会也有切身之痛。

踏入2017的第一天，香港就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风化案。一名17岁少女于新年前夕在著名旅游景点兰桂坊与友人狂饮酒庆祝新年，岂料喝至酩酊大醉，翌日凌晨独自离开时被一名陌生的南亚汉拖到公厕强奸。

该名色魔饱尝兽欲后逃去无踪。少女疑因过于受惊，未有实时报警，事隔两日才告之家人，并报警求助。警方接报后暂列为强奸案处理，正全面追缉色魔。

过去几年，大批南亚“假难民”涌入香港，更滥用“免遣返声请机制”变相留港，严重冲击香港劳工就业及治安。由于上述案件的事发地点是香港著名旅游景点，社会在震惊之余，也将矛头再次指向南亚“假难民”这个群体。

有网民批评，近年南亚人在香港犯罪有上升趋势，但未见警方采取必要行动。另有网民质问，难民根本不应该在小区出现，“政府什么时候将这些假难民捉去去外岛处理？”

回顾过去一年，港府已循四个方面检讨难民问题，包括加强入境前管制，加快审批和遣返程序等，打击非法入境者措施总体上初见成效。入境处上个月26日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工作时指出，各项措施推出后，去年非华裔偷渡客已较前年锐减42%，至2221人。而去年入境处接获的新声请有3800多宗，也较前年的约5000宗明显回落。

不过，有关措施仍然未能完全解决“假难民”滥用免遣返声请机制留港的问题。数据显示，香港入境处2014年推出统一审核机制处理声请，截至去年底完成处理6383宗声请，仅有48宗获确立，即平均每约130多宗声请，才有一宗声请确立为“真难民”。

对于“假难民”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香港特首梁振英曾表示，免遣返声请问题困扰香港，不少申请者滥用机制来港犯法，香港在有需要时将考虑退出《禁止酷刑公约》。

对此，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柯创盛表示赞同。身兼观塘区议员的柯创盛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目前全港各地都出现了与“假难民”相关的治安及各样问题，当中尤以九龙区的油麻地、深水埗、尖沙咀及红磡等地最深受其害，其手法从行骗、抢劫、非礼、强奸，以至勾结社团人士从事非法活动，形式不一。

柯创盛表示，很多个案是“假难民”在大街上向港人托词借钱或借用电话，如果当事人拒绝，“假难民”就实施抢劫，老弱妇孺尤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他说：“我早前接过一个个案，有一个65岁的婆婆向我反映，数月前她行街时遇到假难民向她借钱，她拒绝后，那名假难民便抢去她的手袋及钱包！”

柯创盛支持香港退出相关的公约，并相信香港可以由此恢复成为一座安全的城巿，建议港府考虑退出，并设立难民禁闭营。他解释，禁闭营的好处是可减轻政府负担，因目前对难民的开支十分巨大，每个难民每月可获3500多港元（635新元），较本地长者的津贴更高。

不过，关注少数族裔的香港融乐会主席余志稳认为，《禁止酷刑公约》反映普世价值，香港有义务遵守，不应因过渡的问题轻言退出。

余志稳指出，港府应以更有效的方式阻截非法移民来港问题，但绝不应与本地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混为一谈。

他说，社会对非华裔人士也有偏见，错觉上认为香港有很多南亚裔人犯案。

另外，2014年香港占领运动结束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对香港相关的人权状况发表观察报告，当中建议公开警队使用武力指引，成立独立监管机构监察纪律部队和公职人员等。在这个背景下，港府提出考虑退出《禁止酷刑公约》，引起一些民主派人士反弹，质疑港府因噎废食，真实目的是对禁止酷刑委员会报复，并让民众监督香港纪律部队滥权滥暴更困难。在现实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对于如何杜绝“假难民”的难题，香港社会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事。

香港“南亚兵团”问题

香港于1992年成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签约地，公约列明，如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签约地便不得将他们驱逐、遣返或将他们引渡回所属国家。作为签约成员国，香港也须定期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汇报公约实施状况。

问题是，近年越来越多外国人假借“难民”名义滞留香港，他们并未受到所属国家的酷刑迫害，而是到香港打黑工赚钱，甚至贩毒、走私。

港人将一些参与团伙式犯罪的南亚人称“南亚兵团”，根据香港警务处的数字，去年共有4703名非华裔人士犯罪被捕，香港居民及非居民約各占一半，其中相信为假难民的非华裔人士，犯案人数达到1506人，较前年增加393人，升幅35%，涉及的犯罪行为包括盗窃、伤人与严重毒品与黑社会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