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所以对我来说也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没有多想别的，拿起红机就给省委副书记打电话，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魏健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宋志远的项目就迅速得到了推进。

宋志远（涉案老板）：给李春城打了招呼以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了，就问了我，老宋，你这个项目我们不是在支持吗？你怎么找到北京去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中纪委给省领导打电话说我们不支持，好了我们会全力支持的。就这样就开始支持了，就推动快了，就马上签了协议了。

魏健先后在第五、第二、第四纪检监察室工作过，联系过多个地区和部门，而他打招呼帮人办事，也遍及联系过的十多个省区市，四川正是他联系过的地区之一。

杜鹏（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魏健他是室主任，他是一个厅局级干部。他所打招呼的对象是一个省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要听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是因为你背后是一种职务的影响力在这里边。纪委主要的权力，它是一个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力，它这个是关系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的一个权力。

2005年之前，魏健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被调到中央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这本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自然也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但很多变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魏健第一次单笔收受大额贿赂，就是在他调到中央纪委不久之后，一个在河北认识的老板专程到北京家中来看望他，而此前这位老板并没有上过门。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原来也认识，但是没有什么交往。那时候我是法院的副院长，没有诉讼，他找你干什么？那么调到中纪委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你联系的这些省区市，这些领导们也都很在意，特别你又是主任。他们这些老板，其实在这些方面他是很精的，他知道你到了中纪委了，你肯定跟下面说话管用。他当时是把钱放到存折里，然后给我，说的时候也是说，你到北京来了，北京什么都贵，买房子算老兄赞助你的。我自己心里一贪念，一念之间也就要了。

到中央纪委工作后，主动来和魏健交往的这类朋友变得越来越多，魏健也并不拒绝。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一些老板的生活方式，让他的心态一步步失衡。有一年春节，一名老板请他到海南旅游，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别墅，魏健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想法。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去了一看他那个别墅，海边，那一大套，真是豪华，当时我就看傻了，我说他们得挣多少钱啊！所以到后来他们给我钱，我说实在的，我心里就真有点，你给我来进贡，进吧！反正都是朋友，另外你也有这个实力，你也出得起。

当这样的心态遇上商人的围猎，实际是你情我愿，直到落马之后，魏健才回头去想，收受的巨额钱财到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藏在一个房子里，我平常也没时间花钱，再一个我家里条件也不错，所以这些钱呢，真的就是，收来以后，我就往那屋子里一扔，就是这样，一锁就拉倒，好多这些钱没花。是拿什么？是拿自己的安全、是拿自己一辈子的这种前途作为代价啊，你傻不傻啊？我想想我真是傻啊。

不能收受他人钱物、以权谋私，对于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干净是必须守住的行为底线，何况是担负着反腐重任的纪检监察干部。魏健先后在法院和纪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于法律和纪律本应更加了解和敬畏。然而，当欲望和权力相遇，他却知纪违纪、知法违法，本应有的基本认知完全被欲望蒙蔽。从一名审查他人的执纪监督者，到因为贪腐成为被审查对象。在被带走调查后，魏健一夜白头。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形容我是锥心之痛，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多地方是感觉很追悔的。说到底根本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人还是私心，我这个私心还是比较重的。你要说不敢腐，说句实在话，人有犯糊涂的时候，也有抱侥幸心理的时候。

魏健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从事监督执纪的这支队伍，如果在作风和纪律上偏出一尺，反腐败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就会偏出一丈。一系列纪检干部违纪案件的发生，充分印证了总书记提出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苗庆旺（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只有信任没有监督，那么信任就变成了放任，就往往使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无论是对一个机构来讲，还是对一个干部的成长来讲，它既需要信任也需要监督。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房价打了三折，本应坚守的廉洁底线也打了折扣。最终，当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出来。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从该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把别人请来，他的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他对你是不是会照顾？肯定会照顾的。至于怎么照顾？照顾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是吧。

该开发商除了在天津，在江苏和山东也有投资，于是罗凯又介绍他认识联系江苏、山东的同事申英。申英也和罗凯一样，都是在饭局上引荐商人和官员认识，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逃避查处。

申英（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就认为我又不批地、我又不批钱，而且我也没有押着手去，让干部帮你去批地批钱，只是介绍认识了，这能是什么样呢？实际上你还是利用了你自己的职权。但是在某一个时点，可能人在局中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这些东西来作一种自我安慰。

翻开罗凯和申英的案卷，金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陈劲松（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这个金条不是说一根两根，有50克一根的，有100克一根的，累计下来给他的金条都是以公斤计的。还会送给他珠宝玉石啊，这些名贵的东西，贵重物品。另外比如说变相地送房子，就是我们说低价购房，三折多，这个折扣他这个中间的利益输送有多少。

不少落马的纪检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商人和官员中间担任牵线搭桥的角色。为什么商人不去直接找分管部门的干部，而是想办法结交纪检干部，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罗凯和申英其实心里都清楚。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纪委的工作有一个特点，各个部门它都能联系到，它都有可能通过工作关系认识各个部门的人。面宽，是吧，又是个监督单位。确实纪委这个干部，反正是就跟过去的监察御史似的吧，见官大三级吧。

申英（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这些年全体纪委干部、整个系统干部的努力，在社会上确实影响很大，尤其对官员的约束力也很大。这样使一些人可能感觉，他要跟纪委干部熟，可以给当地的干部以压力。

党的十八大之后，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干部成为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检干部如果滥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会比一般干部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