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中控这次“单飞”后来争议巨大，并构成了检方指控褚健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

褚健在自辩材料中强调，中控离开浙江大学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根据浙江大学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纪要、学校产业处的意见，以及浙大企业集团和浙大海纳高层的决定。”

浙江大学出具的一份说明证实了褚健的说法，这份说明提及：浙江海纳当时的三块业务分属不同行业，管理难度大，而开发资源不够，学校有关会议作出逐步收缩战线、集中精力发展半导体业务的决定，将其持有的海纳中控股权转让。

掏空浙大？

根据检方指控，中控从浙大海纳退出过程中，褚健利用担任浙大工程中心副主任，海纳中控公司董事、总经理，科研项目负责人等职务便利，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等手段侵吞、骗取公款，共计6579万余元。

检方指控的具体事实由三次股权转让构成。其一，时任海纳中控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褚健，决定将海纳中控持有的中控技术股权低价转让给其实际所有的 中控科技。2002年7月9日，两家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纳中控按照1∶1.2的价格，将其所持股权以360万元的价格转让。

其二，海纳中控将其持有的浙大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40%的股权，按照1∶5.33的价格、以213.2万元转让给中控科技。

其三，褚健实际所有的中控科技公司，同浙大工程中心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者以300万元低价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中控科技。

中控集团向新京报记者出具了上述三项转让证据，包括海纳中控的董事会决议、浙江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的文书等。不过，依据1991年施行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细则，超过100万元的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这三起股权转让并没有经过此环节。

检方据此认为褚健“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等手段侵吞、骗取公款”、涉嫌贪污罪。公诉方指控称，经鉴定，上述三项转让的股权在价格鉴定基准日（2003年1月22日）的价格分别为2619.23万元、519.24万元和2619.23万元。

检方鉴定价格与实际转让价格相差悬殊，这是此前有媒体在报道中，提及褚健“涉嫌掏空浙大”的由来。

不过，褚健一方对检方的价格鉴定方法提出质疑。 律师周泽称，检方此次价格鉴定中采用的收益鉴定法——按照当下中控的股权价值，推算当年股权的收益。

周泽说，按照检方指控的逻辑，中控办得越成功，褚健的“罪”就越大；“假如中控破产倒闭了，是不是褚健就无罪了？”

周泽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准备为褚健做无罪辩护。因为相关股权转让经过了公司董事会及学校相关部门批准，合法合规。至于没有经过国有资产评估，责任也不在褚健，因为他是受让方。而且从当时浙大转让其下属公司股权的实例来看，多数均未经过国有资产评估程序。

科研经费是非

贪污科研项目经费是检方对褚健涉嫌犯罪的另外一项重要指控。

检方指控，褚健利用浙大工程中心副主任、浙大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身份和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涉嫌贪污科研项目人工费和涉嫌贪污科研项目经费1400余万元，涉及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检方称，在由褚健负责的“SUPCON系列产品示范工程”项目中，该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投资2000万元，褚健涉嫌侵吞900万元转入中控科技， 中控公司用于炒股、炒基金，并从中获利。涉嫌以浙大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和课题组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提取课题组人工费146万元。

而在褚健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基于多种现场总线的分布式网络控制系统”中，检方指控，褚健同样利用担任浙大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 和课题组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将国家拨款中的240万元转拨至中控科技。其后，褚健提取课题组人工费99万元，“用于个人向中控科技公司增资”。

除了涉嫌贪污科研项目经费、人工费外，检方指控褚健还涉嫌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其中，检方指控称，1999年9月22日，褚健“个人决定”将1750万公款，转入中控科技公司股票账户用于申购新股，谋取个人利益。

褚健对上述指控均不认可。关于贪污科研项目经费，褚健在自辩材料中指出，以“基于多种现场总线的分布式网络控制系统”为例，这个项目原本直接可 由公司牵头，但考虑到为了学科和实验室的名誉和经费利益，加之其当时作为首批长江特聘教授，也需要业绩，故和公司商量后，改由浙大牵头负责，但从申请书即 可看出，几乎所有参与人员全是中控的员工，因此，将部分国拨经费划给公司没有问题。

至于被指控的贪污科研人工费，褚健认为，作为课题组研究人员来说，都是按照学校的政策，根据财务处要求履行一定手续，提取人工费及酬金。至于提取后的人工费如何使用，项目负责人享有自主权。

以上对褚健的指控均发生在2004年之前，新京报记者查阅浙大相关文件获悉，为了鼓励科研人员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可从科研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 的费用，作为项目组人员的津贴和加班费，由项目负责人提取现金并管理使用，俗称“人工费”。具体分配由负责人决定，学校并不制定具体的标准和使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