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2月1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最后一篇专栏，标题前半部很平实，后半部发人深省：“我的最后一篇专栏：在充满怨恨的时代寻找希望”（My Last Column：Finding Hope in an Age of Resentment）。他提到2000年开始为《纽时》撰写专栏时，人们对未来的态度总体上相当乐观，但25年来这种乐观为何会转变为当前的愤怒和失望？在他看来是对精英的信任崩塌了，公众不再相信掌权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再相信他们是诚实的。专栏的结语是：“也许民众永远恢复不了我们昔日对国家领导人的信心——相信当权者大致诚实而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无须知其不可而为之。但若我们能挺身反对逐渐兴起的‘恶人政治’（kakistocracy），我们也许终能找到返回更美好世界的来时路。”

不少读者也许都同意，文中“恶人政治”影射的是明年1月20日即将再度就职的特朗普。但可能很少人记得特朗普在11月14日胜选后，在海湖庄园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竟是阿根廷总统米莱。12月20日米莱就职刚满周年，最近《经济学人》曾以他为封面故事。米莱何以成为克鲁格曼专栏结语中，“在充满怨恨的时代里”能“寻找到的希望”呢？

从全球层面看，米莱是表达坚定立场的经济学家。今年1月16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在介绍他时表示，虽然有些人将米莱这位新总统的治国方针描述为“激进”，但他“为阿根廷引入了一种新精神，使阿根廷更加贴近自由企业和创业活动”。特朗普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对米莱的演说都表达高度赞赏。

更巧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鲁滨逊和阿杰姆奥卢，在2012年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之源》中指出：“拉丁美洲所受的制度问题之苦，阿根廷自独立以来几乎全都尝到了，处在一种恶性而非良性的循环中。”米莱的改革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在拉美的一次试验，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示范效应?。

对拉美一体化影响有待评估

从拉美层面看：米莱的鲜明立场对拉美一体化的影响有待评估。他竞选期间表示，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左翼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但12月6日欧盟宣布与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拉圭所组成的南共市之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后的合照中，米莱也参加了，但协定未来是否会在阿根廷国会顺利通过，相当程度取决于米莱的个人意志。

再以他和委内瑞拉极左领导人马杜罗的关系为例。今年7月28日马杜罗虽赢得总统大选，但阿根廷是数十个不承认选举结果的国家之一，也是委内瑞拉在选后与七个拉美断交的国家之一。9月24日，委内瑞拉率先向米莱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窃取”一架因涉嫌违反制裁，而被布宜诺斯艾利斯扣押的委内瑞拉飞机。数小时后阿根廷法院还以颜色，下令以违反人道罪逮捕马杜罗和他的数十名幕僚；稍后阿根廷法院也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他们发出红色通缉令。

从阿根廷国内层面看，米莱是有执行力的国家领导人，试举两例如下。尽管在没有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今年6月28日阿根廷国会通过米莱所提的首部重要法案《基础法》（Ley Bases）。经过多次修改，法案最终在众议院以147票赞成、107票反对和2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充分显示米莱有高度的说服力实现立法突破。此其一。今年7月9日米莱与首都市长和17位省长，共同签署所谓的“五月公约”（Pacto de Mayo）。这是一套10项承诺，现任政府希望以此制定共同的路线图，包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实现财政平衡以及将公共开支，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以下。签署后，米莱表示“阿根廷正面临一个国家历史上的转捩点，并不是和平与安宁的时刻，是困难和冲突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在走上坡路。在这些时刻，深渊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变革成为一种义务和紧迫性。”此其二。

米莱的“电锯行动”改革，可算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12月10日他在就职周年演讲指出，为了结束将好公民变成二等公民的特权制度，因此使用电锯，冻结官员薪资，关闭国家通讯社、反歧视局和女性部。对整个国家进行审计，包括公立大学。他将实际公共开支削减近三分之一，把政府部门数量缩减一半，实现1945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诸多繁琐规章被废除，房屋租赁、航空等市场纷纷松绑，成效显著。根据民调，阿根廷民众对米莱任期第一年的评价褒大于贬。

世界银行认为阿根廷最坏的时期已过，预计2024全年经济收缩幅度为3.5%，2025年GDP还会增长5%。米莱说得没错：“我们正在走出沙漠，这个国家正在重新开始增长。”

作者是智利国家政治及战略研究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