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美国政治暴力的责任在于两党的领导人，在于他们是否真诚愿意解决政治暴力问题。如果在竞选中继续使用恶毒的攻击性语言指责对方，就表明没有诚意。因为政治言论可以创造容忍或鼓励暴力的环境。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存在着许多肮脏的阴暗面，政治暴力是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踏上北美土地的一刻起，暴力就是新移民征服土著的制胜法宝，也是美国内战时工业文明战胜南方庄园主经济的必要手段，更是美国走向帝国道路，夺取墨西哥领土和战胜西班牙必须具备的实力。托马斯·杰斐逊的格言是“自由之树必须不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

进入20世纪，美国人经历过数次暴力民粹主义浪潮。随着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美国，数百万人报名加入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三K党及盟友随后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行多次袭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不得不应对重大政治暗杀和大规模的城市骚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本世纪的头10年，美国经历一些国内恐怖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为个人从事暴力提供客观条件，政治极化为暴力提供动力，政治暴力已成为一种常态。这是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耻辱。特朗普遭遇两次刺杀未遂事件，便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也与2021年1月6日国会暴力冲击事件有关。他姗姗来迟地呼吁支持他的民众撤离国会大厦，表明他对政治暴力的态度。

特朗普在竞选中使用恶毒语言攻击对手，他经常将拜登描述为“法西斯”。特朗普把哈里斯形容为“激进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疯狂的卡玛拉·哈里斯”。反过来，民主党也使用极端语言抨击特朗普。哈里斯在与特朗普辩论的开场白中说：“我马上就要和一个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骗子、流氓、疯子、性侵者、骗税人、自恋狂展开辩论。”

政治极端化是政治暴力的土壤

按照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描述，2025年的美国总统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骗子、流氓、疯子。按理说，政治理想和政策目标的差异是健康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但美国的意识形态极化、政策立场极化和情感极化，发展到如此对立，在同类民主国家中是最为严重的。

政治极端化是政治暴力的土壤。当社会因身份认同而出现政治分歧时，更容易出现政治暴力。人们在种族、民族或宗教分歧的对立面时，更容易将政治对手视为敌人。拥有枪械的民众自然会触动用枪清除敌人的念头。美国历史上有多位总统遭到暗杀，其中有四位因此丧生。

许多政治学家将国家定义为在领土内拥有合法使用武力垄断权的实体。按照这样的定义，当国家对人民施加不成比例的暴力时，无论是通过针对性立法还是警察暴行，都会促使走极端的民众诉诸暴力对抗国家机器。

民众失去权利，并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受害者，就会诉诸暴力对抗国家。国家暴力和公民的政治暴力往往是相互支持的。跪杀黑人弗洛伊德的“黑命贵”事件，引发美国式的“文革”。

触发美国政治暴力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党领导人。特朗普在7月遭到袭击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呼吁降低煽动性言论的热度。但共和党人说，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袭击特朗普负责。但事实是，美国右翼对政治暴力行为负有责任。1970年代的美国政治暴力主要与左翼有关。但自1990年以来，极右翼极端分子犯下的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凶杀案，比极左翼极端分子或激进的回教极端分子多得多。

解决美国政治暴力的责任在于两党的领导人，在于他们是否真诚愿意解决政治暴力问题。如果他们在竞选中继续使用恶毒的攻击性语言指责对方，就表明没有解决政治暴力的诚意。因为政治言论可以创造容忍或鼓励暴力的环境。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没有表现出解决政治暴力的强烈意愿，他们在竞选中突出的就是完全抹黑对手。这种为了个人获取总统权力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的政治家，即使当上总统，也不会让人看到暴力政治减少的趋势。这是美国民主和法治制度的悲哀。一个极富有创新的国家，却创新不出解决暴力政治顽疾的方案，没有简单或公正的方法来调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愿景。美国未来之路充满崎岖不平和各种冲突。

作者是中国上海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