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担心的是，漠不关心的选民对探究中国问题讨论的这些和其他方面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考虑冲突的替代方案了。

除了几句肤浅花哨的说辞，9月美国总统辩论关于中国的内容少得令人吃惊。前总统特朗普断言，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中国和所有多年来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国家”。副总统哈里斯则抨击中国疫情应对措施，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冠病病毒起源追查上的透明度缺失，并拒绝向我方提供相关信息方面负有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能关注中国是可以预见的。在本次选举周期中，美国选民主要盯着其他令人焦虑的议题：堕胎和妇女生育权、移民和边境安全、通货膨胀和民生问题。尽管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但辩论现场主持人及预先选定的提问内容，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予讨论，是不应该的。

中国一直是历次大选的重要讨论话题，从尼克逊和肯尼迪在1960年10月，就台湾海峡争议岛屿金门和马祖进行长时间辩论开始，此后几乎所有的总统辩论，包括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莉的三次交锋，都涉及中美关系（特朗普当年对“中国”（Chai-nah）一词的不断提及，甚至成为一段疯传视频的主题）。美国选民是否已被社交媒体上的两极化言论，以及24小时新闻循环播报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对实质政策讨论失去兴趣？

当然，两党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的共识，也可能是他们倾向于忽视这一问题的原因。此外，鉴于美国政客倾向于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因此联手将中国当成替罪羊并不奇怪。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由同样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国内储蓄不足共同造成的，但它却将此怪罪于中国。美国对中美科技战的典型代表华为的穷追猛打也是如此——指责中国远比承认研发支出不足，对美国创新潜力构成威胁要容易得多。

当然，我可不会天真到期望美国政客会在中国这类争议问题上开诚布公。正如我在《意外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一书中所强调的，虚假叙事的政治权宜之计，已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达到新的高度。看看特朗普对关税的痴迷：他不仅歪曲谁会为关税买单，还颠倒关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关税会降低国内通胀，同时提高外国出口商的价格。

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批评哈里斯支持拜登政府维持特朗普对华关税，并征收新关税的决定。正如我不厌其烦地阐述的，一味针对中国，却不消除导致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根本成因，就像挤压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压力只会迫使水流向另一边。同样，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对中国征收关税），只是将美国贸易赤字转移到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等大多成本较高的生产地，导致经济面对困难的美国家庭的生活费增加。但如今那些美国政客根本听不进这些。

因此，如果由我来主持，我会尝试让候选人就中国问题的三个关键点发表看法：

首先，美国真的希望通过针对最大贸易伙伴，来消除在2023年时就涉及多达106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吗？美国政府在1980年代曾尝试对日本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失败了。这些政客凭什么认为，同样的手段如今会奇迹般地在中国身上奏效呢？

其次，这场贸易战适得其反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最惨痛的例子。当国家受到关税打击时，往往会进行报复；当企业受到制裁时，则会专注于竞争求存。华为的新一代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第三，中美贸易战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国家安全的共同担忧使得冲突不可避免。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正在推行全面遏制战略，但美国否认这一说法，并辩称自己正在构筑“小院高墙”来保护敏感技术。有没有一种或许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妥协方案? 接触（Engagement）不是一个四个字母（thaw，意为解冻）的单词，也不应被误认为是绥靖。究竟需要哪些条件，才可能开启一个美中接触的新时代?

这些都不是刁钻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我自己也尝试过回答这些问题。最让我担心的是，漠不关心的选民对探究中国问题讨论的这些和其他方面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考虑冲突的替代方案了。

美国正深陷于一种使第一次冷战看起来像是一场演习的有毒恐华症中。相比于处处疑神疑鬼，美国肯定有更好的办法去跟中国打交道。如果不敦促美国总统候选人就国家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辩论，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将变得异常困难。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公司前主席

英文原题：China Is Missing in America’s Election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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