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在东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以赔偿为杠杆，确保资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等经济权益。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东南亚外交将重点放在通过扩大经济合作，维护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

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提出区域经济开发构想，间接地起到支援美国争夺维护地区局势稳定战略目标的作用。

但是，日本的经济合作引发东南亚对日本的戒心。首先，通过经济援助，日本企业和对象国的特权阶级勾结，成为腐败的温床。其次，日本的大部分援助，是只能购买日本物资的附带条件的贷款。第三，通过经济援助，日本在东南亚实现快速经济扩张，引发该地区的警惕。1974年访问东南亚的首相田中角荣，在印度尼西亚遭遇激烈的反日暴动。

以此事件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重新研究东南亚政策。此后，从被认为是“经济动物”的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政策，开始倾向于为维护区域稳定发挥政治作用的政策转移。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巡访东南亚，提出“福田主义”，内容为：一、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二、日本与东南亚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关系；三、日本与亚细安是对等合作，日本要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福田对亚细安各国的首脑表明，日本政府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倍增方针等，在经济合作上表现出大方的姿态。在印度支那共产化、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感下降的情况下，对亚细安各国来说，可以依靠的国家就是日本。事实上，日本明确福田主义后，与亚细安各国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深。从1977年到1987年的10年间，日本亚细安贸易从157亿美元跃升到351亿美元，直接投资从6亿美元跃升到15亿美元，ODA从2.7亿美元跃升到16.8亿美元，增加六倍以上。

伴随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急速升值给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很大的打击，日本企业以此为契机，将生产据点转移到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外。与此同时，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从以往的垂直经济关系，转变为同一工业产品互动的水平经济关系，加快亚洲雁行经济发展。

1997年泰国泰铢暴跌引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对陷于危机的亚细安各国，日本推出超过300亿美元的宫泽构想，积极提供经济支援。另外，为了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日本主导清迈倡议。时任首相的小渊惠三接连推出支援政策，被亚细安称赞为“小渊倡议”，大大提升日本的存在感。

但是，日本外交在东南亚发挥巨大的存在感，也就止步于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增长四倍。随之，中国也开始积极推行对外政策，于2002年与亚细安签订自贸协定。面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日本也与亚细安各国缔结包括投资和人员流动在内的经济合作协定，试图卷土重来。

但是，2000年以后的日本—亚细安关系，随着中国—亚细安关系的紧密化而被削弱。日本对亚细安的外交，针对中国在亚细安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增长，转往防御性方向走。而且，随着中国向海洋扩张，日本外交部一改在该地区回避在军事方面做贡献的方针，通过“活用ODA战略”，推进东南亚各国构筑海上的能力。

事实上，在2023年12月的日本亚细安友好合作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联合愿景声明中，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民主主义、人权”等倡议，在回避指名道姓的同时，也发出意识到中国存在的信息。同时，作为政府的官方安全援助（OSA），日本也对马来西亚表明提供救难艇和警戒监视用无人机。日本又与印尼利用ODA，就提供大型巡视船达成协议。现在的日本外交，在美中大国激烈竞争局势下，将对东南亚的外交定位于重要位置。

但是，亚细安各国不希望只与美方或者中方合作。他们希望减少卷入大国之间争霸和同盟政治的风险，并保持亚细安的团结。如果日本在价值观上要求东南亚各国选择中国还是日本的话，亚细安各国将对和日本的合作望而却步。今后，日本和亚细安外交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亚细安方面的想法，明确提出日本外交在真正意义上作为“对等伙伴”，保持与东南亚各国一起谋求地区整体和平与稳定的姿态。

作者是日本北海学园大学法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