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鼓励企业把更多利润分给低薪员工及回馈社会，而不只是照顾股东的利益，或让高层人员囊括所有的“功劳”和报酬。与其限制个人的财富积累，不如鼓励所有富人都能尽量把钱用在社会公益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回归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价值观，而不应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

今年2月份，本地银行界出现两条吸睛新闻。首先是银行家、大华银行第二代掌门人黄祖耀去世；接着是本地最大银行星展集团宣布，集团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去年的可变动薪酬削减30%，减薪数额约414万元，以此表示对银行去年发生一连串数码服务中断事故负起责任。集团管理层则集体削减2023财年获得的可变动薪酬21%。

据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公布的实时净资产消息，黄祖耀身家高达72亿美元（97亿新元），去年在新加坡排名第八，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名列359。高博德则是新加坡出名的打工皇帝。据《联合早报》去年4月的报道，他2022年领取总薪酬达1538万元。排名第二的是大华银行副主席兼总裁黄一宗，总薪酬为1424万元。

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日前宣布的总裁简·弗雷泽（Jane Fraser）的总薪酬更是惊人，达到2600万美元。新加坡大企业采取的是美国模式，打工皇帝除了有一定的年薪（基薪），更重要的是看公司业绩表现给予的股票、奖励金、车马费和俱乐部津贴等附加利益。这些加起来统称可变动薪酬。

打工皇帝毕竟只是为企业老板或股东服务，因此，他们的薪酬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大老板的企业盈利相比。去年12月31日早报引述英国《卫报》报道，生活费危机让许多人连填饱肚子都有问题，但包括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和俄罗斯寡头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去年大多变得更加富有。在世界500强中，多达77%的富豪变得更富有。

此所谓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据国际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的数据，全球最富有的1%富豪拥有世界近一半的财富。81位富豪的总财富，比世界一半人口的总财富还要多。过去25年来，极度的富裕和极度的贫困呈两极化发展。世界各地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彭博社整理，追踪全球500名亿万富翁财富的每日数据，企业大亨马斯克以2350亿美元的预估净资产位居榜首，是全球首富。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是最大赢家之一，Meta的价值在一年内飙升172%，使他的财富猛增了184%，从450亿美元增至1280亿美元。世界在世的前10名亿万富翁中，有九名来自美国。

已故黄祖耀的72亿美元身家，和排前的世界大亨相比，自是小巫见大巫，但对一般受薪阶级而言，这已是天文数字。但这笔资产如今对他本人而言已全然没有意义，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外人不会知道，他的家人会怎样去使用或分配这笔庞大的遗产。但假设他生前能利用它来捐助各种慈善事业和救济贫困者，肯定有很多人会受惠。像高博德这样的打工皇帝，一年的开销肯定也用不上1000万元，因此，同样的，如果他能用那些有生之年根本用不上的钱行善，也会惠及很多人。

积累财富到底有什么意义？

毫无疑问，一个人不管是经商致富，还是靠打工出头，能成为亿万富豪，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本身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如果少了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恐怕就无法成就这样的事业。所谓取诸社会，还诸社会，回馈社会和国家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否则积累财富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会问，这些富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累积这么多的钱吗？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使他们不只富可敌国（很多国家的国库是近乎空虚的，财政预算年年赤字），甚至可以操纵政治，左右政府政策（金权政治）。大企业总裁的薪酬数额之大，和其他员工的薪资完全不成比例，也是明显的“不公不均”问题。

有些学者因此开始讨论一个议题：个人累积财富是否应该有个限度？提出这种议题的人，马上就会被新自由主义者扣上仇富或“共产”的帽子。不过，荷兰政治哲学学者英格丽德·罗本斯（Ingrid Robeyns）过去10年一直锲而不舍地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为个人财富设限的建议。她在刚出版的《限度——反对极端财富》（Limitarianism, The Case Against Extreme Wealth）一书中认为，一个人的财富最多不应超过1000万（可以是美元、英镑或欧元等），这就是限度。换言之，不应有亿万富翁；个人累积的财富若超出这个顶限，就应通过征税（如财富税）等手段重新分配到社会上。

当然，作者也深知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设定一个限度可以作为理想的努力目标。她认为在实际操作上必须采取三个行动：一、是结构性的，即确保社会和经济制度能为人们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如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免费高等教育和完整的抗贫策略；二、是财政措施；三、是伦理行动，就是要服膺限度伦理，或可说凡事适可而止。

贫富不均各国具体情况有差别

贫富不均已是个普世现象，只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尽管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不过，具体情况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欧美之间就有很多差异，美国是极端的资本主义例子，北欧国家则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当道，倡导的是小政府（也就是弱政府），事实上是让商人有最大的牟利空间，政府管不了。但恶果之一是商人左右政治，其次是企业主管往往动辄诉诸裁员、减薪和加重员工工作负担来秀业绩。

新加坡的情况和美国也有很大不同。我们相信政府和工会的重要作用，治国者有高度的使命感，政治当然也不受商人左右，雇主通常要和工会协商。因此，政府有能力通过各种行政、财政措施，尽量纠正自由市场所造成的各种偏差，并适度重新分配财富。国家储备金以及由之所得的投资回报贡献，让全民受益，也成了一个国家财富能世代转移的机制。我们的工会能保护工人利益。罗本斯所建议的第一点，新加坡几乎都做到了。

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罗本斯的“限度”建议看来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富人很容易就能在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找到立足点，转移财富。新加坡近年来也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不少世界各地的富豪来这里安家落户或是设立家族办公室，不过，政府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吸引长期投资。政府也鼓励有钱人多多从事社会慈善事业。

确实，一个企业家如果天天拼命赚钱，只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积累财富的欲望，这样的人生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朋友说，某位已故亿万富翁，晚年退休后，每天在家闲得发慌，竟然问起：要怎样打发时间？真是呜呼哀哉，人生至此，坐拥金山又有何用！其次，企业赚钱，只奖励高层而亏待一般低薪员工，也是说不过去的。还好，我们有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加薪建议，让普通员工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我们应该鼓励企业把更多利润分给低薪员工及回馈社会，而不只是照顾股东的利益，或让高层人员囊括所有的“功劳”和报酬。本地三大银行近来罕见地给初级员工发放一个月额外花红，协助他们应付生活费高涨的问题。这是好事，但就实际数额来说，这笔钱几乎只是三大银行每年数十亿元盈利的九牛一毛。它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与其限制个人的财富积累，不如鼓励所有富人都能尽量把钱用在社会公益上。当然这是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回归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价值观，而不应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