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24年的日本来说，必要的是，鉴于相对缩小的国力，确立适合自身的安全保障政策，在类似“东向政策”那样的“亚细安向政策”方针下，谦虚地学习亚细安各国的经济发展魄力，为日本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不得不感到惊诧的是，就算在这个时代，福田主义作为对外政策，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值此日本与亚细安缔结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之际，2023年12月16日至18日在东京召开了日本亚细安特别首脑会议。从日本与亚细安合作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在亚洲堪称如日中天。但是进入21世纪，对亚细安来说，日本从拥有绝对经济实力的经济大国，沦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的一员而已。2022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23万亿美元（约5.58万亿新元），2010年被中国赶超，2023年被德国赶超，不出意外将降至世界第四大经济国。再看亚细安，五个原始成员国2022年的GDP合计为3万亿美元（约3.96万亿新元），10个成员国约为3.6万亿美元，占日本的八成左右，预计在2030年将超过日本。

在这次特别峰会上，日本政府和亚细安各国自然对这样的长期趋势心领神会，一改以往“日本支援、亚细安被支援”的关系，提出共同创造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共创”愿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雄心勃勃地表示：“（日本和亚细安）在多重的危机时代，今后作为‘共创’的伙伴共同成长，追求‘和平与繁荣’。”

但是，在此次峰会上提出的愿景不太可能“流芳后世”，因为日本外交的方向性本身将成为阻碍推进与亚细安合作的因素。

近年来的日本外交，强烈意识到显著崛起的中国，日本亚细安关系也往往被定位在对抗中国的一环上。事实上，在这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促进和平、稳定、繁荣的原则”以及“坚持民主、法治和善治原则，尊重并保护人权”等原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无疑是针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大施强权之道、向南中国海和东海进行军事扩张的中国而提出的。

日本亚细安峰会期间的各国首脑个别会谈中，日本向马来西亚承诺，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提供救援艇和警戒监视用无人机。对印度尼西亚则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框架，就提供大型巡视船达成了协议。

但是，在亚细安各国为了对抗中国而要求强化与日本关系的声音很少，反而都在刻画将中国拉进来的外交方针。来访日本的马国首相安华，对于20世纪80年代该国提倡的“东向政策”，也将中国包含在“东向”之内。此外，2009年至2014年担任印尼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指出：“日本不应该在美中、美俄等其他地缘政治动向上看待与亚细安的关系。日本与亚细安的关系不是因为别的目的而重要，它本身就重要。”

亚细安自1967年成立以来，在冷战时期，与美苏对立和中苏对立都保持一定距离，近年来与美中对立也保持着距离，探索地区秩序的稳定化。再加上成员国中有接近中国的国家，也有接近美国的国家，各国的政治体制也多种多样，日本以民主主义和人权等价值观为杠杆，要求选择“中国还是日本”的做法，可能会使亚细安各国对与日本的合作望而却步。

回顾过去，福田主义不仅支持亚细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强韧性，还促进了以共产化的越南为首的印度支那国家和亚细安各国的和平共处，并制定了谋求东南亚全域和平与稳定的政策目标。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表明福田主义的第二年即1978年，与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以“全方位和平外交”的理念为基础，超越大国间的力量游戏，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超越了政治社会体制的差异，旗帜鲜明地推进与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

最近日本对亚洲的外交，虽然使用福田主义作为关键词，但是否背离了同主义及其核心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即超越政治社会体制的差异，寻求有效关系的基本精神呢？现在，亚细安国家向日本要求的是，站在福田主义的原点，与亚细安国家作为“对等伙伴”，一起构筑和维持地区秩序。

福田提倡与亚细安各国构筑“心与心的关系”，也是出于“光靠物质和金钱的关系迟早会断裂”的考量。现在，在经济发展上，亚细安各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是日本而是改为中国的情况下，“物质和金钱”已经不再是连接日本和亚细安各国的纽带。从这意义上来说，基于福田的问题意识，构筑“心与心的关系”，是现在日本外交迫在眉睫的课题。

福田主义的“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原则，释放着“尽管是经济技术大国，也特意不选择军事大国道路”的信号。但是，现在岸田政府将防卫费增加两倍的方针，讨论拥有攻击敌方能力等，出现了“经济规模缩小，技术能力也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却选择军事大国道路（当然，不是回归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日本）”的悖论。

对于2024年的日本来说，必要的是，鉴于相对缩小的国力，确立适合自身的安全保障政策，在类似“东向政策”那样的“亚细安向政策”方针下，谦虚地学习亚细安各国的经济发展魄力，为日本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不得不感到惊诧的是，就算在这个时代，福田主义作为对外政策，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作者是日本北海学园大学法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