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首先所能感受到的，是物价上涨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但更深层更可怕的，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大变动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存挑战。通货膨胀不可能击垮我们，但海平面因地球暖化不断上升，却很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一些陆地淹没。大国斗争加剧，重新出现阵营化，也可能打乱我们的生存布局。

我们这些建国一代，大多数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那个时代住的是亚答屋，喝的是井水，烧柴煮饭，煤油点灯。蹲在茅厕拉屎，不懂得什么是抽水马桶。上学骑脚踏车，不知有巴士，遑论地铁。没冰箱，没电视，生活很简单。

这种依附土地的生活，不用缴水电费、杂费、巴士车资，和生活在都市里真有天壤之别。但那个时候许多人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搬离穷乡僻壤。1970年代后，很多人终于如愿以偿，住进了组屋，享受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但从此也有了一定的不安全感。薪水低，费用多，除了出行得付公交费，在外用餐得付费，每个月也得按时缴交水电费、杂费、电话费，以及购买组屋的分期付款等，在在是无形的压力。

于是只能节衣缩食，可省则省，也不敢多生孩子，严格遵循“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在都市里，生活是便利了，扭开水喉就有水，有冰箱，有风扇（后来又有了冷气），一抽水，大小便就进了阴沟。但是，所有的便利都是有代价的，没有一样免费。因为，进口、生产和提供这些便利，包括水电、煤气、组屋、公交工具、马路等等，都需要成本。

随着1970和80年代城市发展如火如荼，全岛各处的乡村都被拆迁，有些务农为生的乡民被安置到组屋，一时之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新生活，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好在有机会受教育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职场，家庭生活才得以慢慢改善，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但随着都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速，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改变。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人和自然也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因此，患上精神和心理病的人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人口生育率也越跌越低。这似乎又是另一种都市化和现代化无可避免的代价，或者也可名之为都市病。全世界的都市无一幸免。总的来说，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的诸多问题。

都市化带来了许多便利，改善了生活素质，但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了解的现实。都市化生活中的每一种便利都是有成本的，而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国，我们也必须面对外来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波动。因此，现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的腾涨。这是小小新加坡无法控制的。

老一辈人也许还记得，1970年代我们曾经历过更加厉害的通胀，通胀率一度超过10%。我们也不止一次经历过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动荡，以及白米供应短缺的问题。那时哪有什么援助配套。政治领袖还鼓励人们暂时多吃面粉，替代白米。如今，印度等米粮输出大国因气候变化问题影响稻米生产，实行了出口禁运，但新加坡白米供应和米价仍然稳定，显示我们的供应链韧性已比以前强得多。

苏联瓦解和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变好，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全球化达到空前的水平，让世界各国都分享到稳定发展的红利。几十年下来，我们几乎忘却了之前的各种危机，直到2008年源自华尔街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继而是中美关系恶化，加上三年冠病疫情的蹂躏，世界经济现在又陷入一片动荡之中，前景堪忧。直到今天，很多国家都还在挣扎，无法从疫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可恨的是，多数大国庸人当政，不只不同心协力克服难题，还大搞对抗，挑动战争，复辟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经济制裁、去全球化、破坏多边贸易体系，搞得天下大乱，人心惶惶，世界经济前景也因此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切是在大家都面对气候变化的大自然威胁下进行。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新加坡人首先所能感受到的，是物价上涨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但更深层更可怕的，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大变动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存挑战。通货膨胀不可能击垮我们，但海平面因地球暖化不断上升，却很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一些陆地淹没。大国斗争加剧，重新出现阵营化，也可能打乱我们的生存布局。

新加坡等小国要保持自主中立，不选边站，能继续和各大国保持良好关系，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要如何应付大国刻意脱钩断链和实行所谓“去风险化”，颠覆原有多边贸易体系和供应链所带来的冲击，确保新加坡赖以生存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等渠道保持畅通，同样须有精密的运筹、审慎的部署。

从这个角度看，应付当前世界性通胀所带来的问题，固然是当务之急，但相形之下，还是相对可控的。说通胀不能压垮我们，是因为现在政府有能力通过援助配套，协助低收入国人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通胀的压力，如水电费回扣、公交补贴等等；如果配套不够，仍可适当加码。

在一般组屋区里，人们也有很多的消费选择。比方说，一般品牌的面包涨价了，我们可以改买职总平价合作社的自家品牌面包，包括全麦面包，售价就比其他面包便宜很多。但必须承认，这是旧组屋区如大巴窑、勿洛等市镇独有的优势；一些新镇因为设计思路的改变，就享受不到湿巴刹、熟食中心、咖啡店和邻里商店林立，为居民提供具有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好处。他们多数只能到设在商场内的食阁，这些地方的食物售价肯定比一般小贩中心的高。因此，如何使新镇有更多有助平抑物价的设施，或许是有关官方应该重新深入思考的问题。

无论如何，都市化早已成为定局，我们肯定是无法走回头路了。城市必须有城市的活法，没有人可以再挖井取水，种菜养猪，养鸡生蛋，一切要靠进口，只有少量可以自给。样样都要钱，个人和家庭须有足够收入和储蓄，公司企业须有足够利润，国家须有财政盈余和足够的储备金。生活要改善，收入要能提高，财政要有盈余，经济要蓬勃，百业要兴盛。这些都是生存发展的大课题。

一座城市，没水不能活；没电不能活；没粮食不能活；没钱也不能活。水价起了，电价起了，粮食价格起了，其实不只是给我们增添生活压力，也一再给我们敲响警钟；一座城市如何持续生存发展始终是个大问题。我们是个国家，但实际上也就只是一座城市。面对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我们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变得更大了。国家之船要在风云诡谲的大洋中继续前进，绝对须要有经验老到的舵手。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