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在《新政权未摆脱旧国家》（8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针对马来西亚政治认为，马国在2018年第一次经历了政权轮替，但政局反而陷入混乱。只有政党轮替，却没有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加上种族与宗教的纷扰，因此，它只催生了新政权，但未摆脱旧国家。因而，他断言：“马来西亚步入新兴民主的行列，要从转型走到定型，路漫漫其修远兮。也不保证民主化不会中途衰败。”

对于马国团结政府，潘永强毫不讳言“新政权除了做好政治与经济治理部分，在精神与意识上如何与旧国家区隔，建立国民的自信和自豪，才是百年维新的大计。”一句话概括，就是质问新政权的“改革是不是新瓶装旧酒”？

潘永强的评论，自有他的宏观视野与洞悉力。

但他应该知道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艰难处的症结在哪里。2018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为何会落入喜来登政变的下场？尔后的团结政府上台，形成两大政治阵营，即希盟+（国阵、砂盟、沙统）与国盟（伊党、土团党、民政）。但骨子里，只有两大板块，即维护马来主权与神权治国的角力。再打散来看，还是只有两大板块，不管是希盟、土团党、巫统，谁不曾经是马来主权的维护者？以及神权治国的伊党。

剩下的，才是少数华人政党与印裔政党的卑微与仰人鼻息。

因此，怎么可能催生新政权，朝向新国家？来个百年维新？

凡半封建、半民主、半威权的国家要变革，有三大领域须彻彻底底改变，一是宪法得修改，二是经济得革新，三是社会得翻新篇。经济是重中之重，这里只挑经济这一项，就可验证迈向新国家之艰难。

“5.13”之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马国分水岭。起初是准备推行20年，但延绵50多年仍没有撤除。新经济政策的概念是“扶弱政策”，即纠正经济领域的不平衡，利益只向某一种族倾斜。政策立意是良善的，为达致经济平衡，让所有国民有相同机会致富。

但2006年，前公正党总财政卡立伊布拉欣就不客气地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马来人的毒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强化企业方面已经被一小撮土著滥用，变成某些土著精英的敛财计划。“他们可以通过承包合约、股权的占有、剥削别族来达到目的。”卡立一针见血指出：“弊端的出现，还包括在新经济政策下的违约、缺乏效率、资源被滥用，还有贪污舞弊等等。”

不只马来人抨击新经济政策，华商也一肚子怨气。马国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里，就提到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他的公司被命令重组，把30%股权转让给土著，他照做，但得到30%股权的马来人变卖了自己的股权套现，又重新要求郭再重组，割让30%给他们。郭鹤年怒了，说了以下一段话：“改变一次是政策，是为了国家和平，但再做第二次，则可称为‘抢劫’！”

马国要改革，要成为新国家的艰难，在于一边是神权治国与世俗化的角力，一边是土著特权的经济与自由经济的角力！一边是吵吵闹闹的种族不和谐噪音。所有的改革议程，恐怕只能是新瓶装旧酒啊！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