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许志鹏下半年来接连看了三场台湾乐团五月天的演唱会，未来两个月里还将前往广州和上海，再看两场五月天。

这名在杭州培训机构任教的五月天歌迷告诉《联合早报》，他过去平均每年看两场五月天演唱会，但过去三年疫情让观演计划彻底泡汤。得知五月天今年会在北京举办疫后首轮中国大陆巡演时，许志鹏打破只在江浙沪一带观演的惯例，赴京连看两场演出，“要把三年里错过的一口气补回来”。

五月天自今年5月重返大陆演出市场以来，已经和即将举办的演唱会多达47场，涵盖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和南京等12个一二线城市。而这只是今年中国演唱会市场报复性反弹的冰山一角。

随着疫后演出市场重新开放，演唱会和音乐节成为今年拉动地方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各地共举办428场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演出，票房收入22.31亿元（人民币，下同，4.2亿新元），较第一季环比增长738.6%；观众人次也环比暴增611.7%至482.33万。

另据演出数据平台“灯塔专业版”统计，截至10月1日，今年来线下演出中，音乐类演出收入超过74亿元，对整体票房贡献高达90.7％，其中演唱会票房收入占80.6％。

除了门票收入，大型演唱会还能吸引众多歌迷跨城观演，拉动交通、住宿、餐饮和购物等多个领域消费。以歌手周杰伦为例，他6月底在海南海口为期四天的巡演，带动9.76亿元旅游收入，是当地端午节旅游收入的三倍。旅游平台携程数据则显示，周杰伦9月初在天津开唱四天期间，天津酒店订单同比增长447.7%，并带动机票、火车票、门票等同比增长269%。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演唱会、音乐节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年龄18岁至34岁的观众占比超过75%。和火热演出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峻的青年就业形势。中国官方8月起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最后一次公布的16岁至24岁人群调查失业率为21.3%，连续第三个月录得新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徐剑受访时指出，经过三年疫情，城市年轻人在物质消费上更加务实，从追捧奢侈品转向追求性价比。疫情期间被高度压抑的线下社交需求，则在今年快速恢复，导致漫展、演唱会等大型线下活动走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撰文分析，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会削减买房、买车等大宗消费，反而有更多“闲钱”去购买口红等相对廉价的非生活必需品，让自己放松一下。演唱会市场复苏，正是“口红效应”的体现。

徐剑预计，演唱会市场的红火最少会持续到明年，并将逐步带动其他消费复苏。“虽然一张演唱会门票只有几百上千元，但这类高频的低额度消费，会逐渐传递到经济链条上的其他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回弹。”

演唱会火爆催生天价黄牛票

对许志鹏而言，看演唱会最难的不是买不起票，而是抢不到票。他说，疫情前五月天门票不算难抢，现在每场都是开票瞬间就售罄，“我自己没抢到过一次票，都是朋友帮忙抢的。”

一票难求的火爆行情，推动黄牛票价节节攀升。周杰伦天津演唱会期间，一张原价700元的门票被黄牛炒至近4000元。偶像组合TFBOYS在7月底官宣10周年演唱会当天，原价2013元的第一排门票就被黄牛标至20万元一张。

一名入行六年的“黄牛”向《联合早报》透露，今年行情比往年好得多，几乎所有演唱会门票都能溢价出手。他每个月都会接到几百份票务订单，平均每张票能赚100元，前排座位能赚600元。也就是说，黄牛光凭倒卖门票，每月就可获利数万元。

中国文旅部和公安部9月初联合发布通知，加强对观众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活动管理。通知要求大型演出活动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并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和入场人必须是同一人。

受访黄牛说，上述“强实名”规定如果严格执行，他们便难以转售门票，只能在开票之际代客抢票。由于抢票时座位随机分配，无法区别定价，“利润会少很多”。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受访时分析，黄牛作为个人寻租行为，一直属于演唱会市场的负面外部性效应。只不过今年演唱会暂时火爆，必然引发利益攸关者的分红行为增加，比如票价虚高和黄牛炒作。“此举只会让饭圈行为走向狂热，降低一般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国家前段时间出台规定，也是试图根治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