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柬埔寨完成了权力交接。洪森及其领导的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这是场缺乏竞争也少悬念的选举。随后，洪森宣布辞去首相，将权力让渡给长子洪马内，自己则留任人民党党主席和国会议员。早于本年3月，洪森还委任次子洪马能为陆军副司令。这种操作意味着这个国家，成功通过民主形式，达成了“家天下”的实质；二是当地时间7月26日，西非内陆国尼日尔突发军事政变。当日早些时候，尼日尔总统府卫队封锁了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府，并扣押了民选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数小时后，自称阿马杜·阿布德拉马内上校的政变军人代表，于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称，由于尼日尔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对社会经济治理不善，他们决定推翻巴祖姆政权，接管国家事务。

其实，尼日尔、柬埔寨是道不孤的，君不见前几年的缅甸，也由民主国家突然回潮到军事专制政体。这类国家还可列一个长长清单，譬如：塞拉利昂、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布隆迪……就是津巴布韦，也是在独立之初，在联合国和原宗主国监督下，组成民主政体，但其后逐步演变为穆加贝的个人舞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和哈佛大学教授巴罗的观察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是穷国。问题来了，为何穷国的民主总是那么不具可持续性呢？

针对这个问题，学界已做过广泛的讨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韦伯就曾说过：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使用各种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民主较多或较少的那些国家的平均值。通过这些广泛的信息资料，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结果显示：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越高的国家，民主程度越高。反之，无论是财富还是工业化水平，或城市化程度，抑或教育水平，平均数越低的国家，民主程度也越低。

李普塞特所观察的是二战后至1955年这1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他的观点在后来的时间维度里，是否还站得住脚？博伦（Kenneth A. 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这篇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简化为GNI一项。在他看来，与GNI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各国GNI为标准予以分类，先后对19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考察，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符合世行“高收入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3个。其中，民主国家有18个、非民主国家为两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数量为三。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在这一经济发展层次的占比近80%。符合“贫穷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为34个，其中民主国家只有一个、非民主国家则多达31个，介于二者间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国家则为两个。也就是说，在该经济发展层次中，民主国家的占比还不到3%，但非民主的国家占比却高达91%。

正是基于上述发现，亨廷顿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正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相关性是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民主程度相应也就表现得越低。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民主程度相应也就会越高。换言之，经济繁荣程度有多高，民主发展程度就会有多高。在那本《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里，亨廷顿甚至公开说：“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民主不是孤立突然产生的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的？

本人持历史情境主义观（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即于我看来，民主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突然的，而是一起构成了有历史关联（historical linkage）的行为cluster（丛组），在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联中，经济行为最后成为政治行为（民主）的输入。

在研究中，李普塞特发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往往与极端主义力量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纵观世界政局，我们亦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在那些越是贫穷的国家，包括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运动就越是强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会导致国民收入低或下降，这时人民的不满情绪自然会加强，而那正是政治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相反，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财富和教育增进，会使得低层阶级能够放眼更长远，政治观点更复杂，这样可以促使他们受到交叉压力，以此来减少某些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束缚，使他们不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是富裕的国家，极端主义就越没有市场，哪怕该国远还不是民主国家。关于这点，自1978年伊朗革命以降的伊斯兰世界最为典型。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最活跃的国家，多是诸如阿富汗、苏丹、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这类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相反，在诸如阿联酋、科威特、巴林这样的富裕国，虽没有实现民主，我们也能看到极端思想者在这里几乎没有市场。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沙特阿拉伯，虽然奥萨马是该国公民，但由于人民生活相对富足，这个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首领在自己祖国几乎没有支持者。

经济富裕程度决定公民价值观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蒙德（Larry J. Diamond）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富裕程度决定“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相关性。

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程度之间所存在的演化关系，按照我的历史情境主义观，可将其逻辑线归纳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中产阶级的壮大又增加了国民收入，因而带来更多的经济安全，进而提高教育。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层阶级学会看得更长远，国民意识也开始逐步中产阶级化。随之而来的是其政治观点，开始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也更为接近渐进主义——当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大时，这时民主政治才会趋于稳定。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