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3月10日在北京决定恢复外交关系，这一重大外交突破引发全世界关注。不少评论认为这是地区局势紧张降级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作为和平缔造者的重要全球亮相。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调解是否持续存在疑问，甚至还有的认为中国是趁美国对中东影响力减弱之际“趁虚而入”。毫无疑问，中国能让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几乎不共戴天的中东两大宿敌实现关系正常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重大外交突破。

今年2月，中国大陆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几乎同时在香港成立了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2月下旬，还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随着调解沙伊成功后，国际上对中国调解俄乌战争的期待也不断攀升。可以说，调解外交将是今后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大创新点之一。与此同时，外交调解又是一项极为复杂、敏感、困难的工作，深刻理解中国调解外交的重大意义与准确评估挑战，极为重要。

调解外交重大国际意义

此次调解沙伊外交不仅是中国的中东外交成功，而且具有超越中国外交本身的重大国际意义。中国调解外交的全球亮相，契合解决国际争端迫切须要新思路、新智慧的时代需求，也将是防止世界再次滑向新冷战的重要护栏。

首先，中国的中东调解外交与传统大国以强制性斡旋特点不同，是建立在中东国家自愿自主的基础上，以政治解决为核心的外交斡旋。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全球争霸和第三世界地区冲突，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成为冷战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当时为实现持久和平的真正意义上的调解外交，几乎不存在。

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将第三世界看成双方争夺势力的对象，地区冲突具有明显代理战争的影子。地区冲突本质上符合超级大国争霸需要。在这种零和思维下，调解外交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超级大国主导的调解外交偶尔也会出现，但常采用军事威慑拉一方压另一方的强制方式，或者以军事援助作为筹码，本质上是为了在下一轮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地位。

第二，当前国际政治再次面临滑向新冷战的危险；拒绝新冷战须要阻止地区争端被无端升级为“全球安全问题”，以避免大国权力政治介入，进一步恶化地区安全局势。中国的中东调解外交，向全球传递的重要信号，是地区国家有能力在可信赖的第三方斡旋下，自主解决本地区争端。

地区争端动辄被“全球安全化”，意味着域外国家能以此为由军事介入。这种军事介入，开始可能是人员培训、装备提供，随着冲突升级，则可能会引发武装冲突和战争。越南战争升级为美越全面战争，就是因为越南内战被定义为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全球安全挑战，不能让越南成为多米诺骨牌的头牌的恐惧，结果让战火殃及整个中南半岛。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政治互动日益强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趋势越是强化，地区国家就越不会对新冷战有兴趣，也越不会在国际政治中选边站。

第三，中国的沙伊调解外交成功，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强化地区国家是地区安全的首要责任人的信念和信心，也是发展中大国调解发展中国家之间争端的有益探索。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和国际政治觉醒，意味着全球南方已经意识到须要通过政治对话，来主动创造解决本地区争端动能的重要性。

试想1960年代，亚细安国家如果不是以地区安全问题要通过地区国家以对话方式对应，而是引入外部大国对抗争端方，亚细安地区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稳定。

中东地区长期不稳定，有大国争霸的动因，也有地区国家寻找解决方案的思路不够，以及努力和信心不足。调解外交的核心，是为争端方持续提供政治解决的信心，在推进阶段性成果累积中建立互信。

调解外交的挑战

与此同时，调解外交的成功，也取决于两个成熟度的挑战。第一是争端方接受调解的成熟度；第二是地区国家配合的成熟度。过早或者过晚，过少或者过度的调解，不仅可能效率不高，还可能会有各种风险。

首先，国际争端主要方都有真正意愿，并且接受第三方进行调解外交，是重要前提条件。从调解方来说，以中立公平的立场出发参与调解，毫无疑问很重要；然而对宿敌来说，他们之间关系的动态首先是互不信任，对谈判的态度则倾向于零和。调解方的建议往往处于一种脆弱境地，不易让争端各方认为是中立的。

调解外交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尽快达成交易，而是要建立能够让上述对抗性的非正常国家关系，动态逐步向正常化逻辑靠拢。调解方和争端双方的信任关系，以及创造三方能够正常沟通的氛围，往往比具体谈判输赢得失更为重要。这些还要建立在争端双方意识到老办法已经走到僵局，不另辟蹊径将会双输的认识上。

沙特和伊朗长期交恶，特别是2016年断交后，持续高强度对抗，让双方疲惫不堪，而且引发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例如也门内战。从2021年开始，伊朗和沙特就改善关系保持磋商。

与沙伊冲突相比，目前调解俄乌战争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大量军事援助，话语体系上对和谈持负面态度，争端方接受调解意愿的成熟度尚欠缺。贸然深度调解如果不成功，还可能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甚至成为推卸责任的对象。

第二，地区国家配合的成熟度有助于主要调解方调动更多正能量，减少调解阻力，并带来积极的连锁溢出效应。伊拉克和阿曼在之前曾为沙伊对话提供便利，可以说也是此次调解外交广义上的调解方。3月10日的中沙伊三方联合公报中，专门提及感谢这两个国家的努力。这说明中东地区已经有一定的地区共识，通过外交政治的方式解决冲突。在这个协定达成以后，我们看到伊朗与阿联酋，沙特和叙利亚等外交活动立即出现，还有报道说阿拉伯国家联盟可能会在今年的会议上，邀请叙利亚参加。相比之下，俄乌冲突问题上一些地区国家，对于开展谈判持相当否定的态度，例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友好交往历史，又有经济上的紧密关系，对开展调解外交具有很多优势。拥有大国影响力的中国作为国际争端调解者，会极大增强争端方对于斡旋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充分及时履约的可能性。因为这不仅是争端双方的相互承诺，更是他们对中国的庄重承诺。爽约意味着不仅会恶化与争端另一方的关系，更有失信于中国的巨大政治成本。

去年底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以及今年2月中伊元首北京会晤，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最高层面外交，直接奠定了3月的沙伊和解的政治基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调解外交极高的政治信誉度。

调解外交的两个成熟度问题，意味着中国的调解外交也会是审慎、低调务实、积极有为与顺势而为相结合。调解外交无疑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亮点，并为国际安全与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