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恐怕谁都不能否认，中美目前正在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此战除涵盖贸易战、高新技术战、网络信息战、认知战、晶片战、战略稀缺资源争夺战外，窃以为，还有人才争夺战。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吸引人才，靠的还是软实力。

不能不承认，美国吸引人才很成功。一项调查显示：约46%的人工智能（AI）人才在为美国工作，而为中国工作的AI研究人员只有11%。人才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且是第一战略资源。例如，现代通信要有“后量子密码”才能有效保护信息安全。现有的“后量子密码”标准，多基于一个古老的数学学科——格理论（Lattice Theory）。无论加密还是解密，都需要精确的数学规律性。最近，格理论专家、天津大学讲席教授宗传明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指出：“欧美构建后量子密码标准是基于大批的一流数学成果，没有弯道超车，也不靠黑科技，完全是水到渠成。”

中国不是没有培养数学人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就是中国顶尖数学人才的摇篮。但能培养出顶尖人才，却不等于能留住人才。例如，前些年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四位数学领域的天才人物，张伟、朱歆文、恽之玮和许晨阳，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均选择留在美国的学府任职。据传，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数学天才张益唐，一开始在美国混得并不如意，即便如此，当母校北大邀他回去担任副教授时，他竟然撩下这么一句话：“我宁愿在美国刷盘子，也不想回国当教授。”他为什么说得如此决绝？值得中国有关方面反思。

中国亦并非不重视人才的引进。高层就多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几乎都有一套引进人才的计划和方案，给予高尖端人才的待遇也相当优厚。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尤其是战略科学家和专业一流人才。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毋庸讳言，和钱学森等老一代一流人才相比，这一代人缺乏旧学中那种家国情怀的熏染，更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国破家亡、兵荒马乱、妻离子散、迁徙流离的刻骨铭心记忆，因而不像老一代人那样，有着为中华腾飞而求学的强烈欲念和渴盼祖国强大的爱国情怀，尽管当时国内的研究氛围和条件相当差，也要克服种种困难回归故里报效祖国。年轻一代注重的是个人生活品质和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后者就包括了创新环境、氛围和研究平台等条件。

但中国的创新环境恰恰难以令这些顶尖人才感到满意。有人总结了四大原因，其中两条就直接与创新环境密切相关：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仍未建立；学风浮躁和违背科研伦理现象依然存在。急功近利现象尤其严重，急功近利往往又导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猖獗，使得科研人员也常被裹挟其中，根本静不下心来潜心研究。

举个例子，中国高校（这里指中国普通高校，像北大、清华那样的顶尖高校不了解，不敢妄言）几乎每年不是这个申报就是那个评估，或者不是这个评比就是那个竞赛，科研人员常常有写不完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开不完的会议，时间尽被碎片化，还怎么坐下来搞科研？而这些通常又都压在年轻人身上。这当然为那些优秀人才所难以忍受。何况这些材料往往还有夸大甚至造假的成分，这种丑恶现象则更为那些顶尖人才所不屑。

中国还有一种奇怪现象，某些人既是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科学研究者”，这本来也无不可。问题是这些人一经上位，基本上就不再潜心搞科研，却还要占据着比别人更多的各类资源和话语权。工作靠团队里的年轻人和研究生做，但所获得的各种名利，自己又要排在首位。这当然不利于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如此导向，使得高校、科研所行政化、官本位现象比较严重，例如当博士生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时，甚至还出现一般博导招不上，人事处长还招到了的咄咄怪事，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年轻学者无心向学，而热衷于当官。这种氛围显然不适合顶尖人才生存，于是只能“用脚投票”。

更要命的是，一些批评意见还不能上达视听。例如前两年，《中国科学报》曾发起一场讨论：为何如今的研究生都不会提问了？笔者曾应征写文章参与，估计就因为文辞比较尖锐和直言不讳而无法发表。发起讨论，结果还不愿听到真话实话，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

多年后，在回答记者那段颇引争议的“刷盘子”说法缘起时，张益唐如是说：“我并非瞧不起祖国，而是我觉得，如果说我在美国刷盘子，却能立马回中国任职教授，这样显得非常地拉低中国学术界水平。而且美国的学术氛围更加宽松，我也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作者是中国西安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