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刘燕婷

2022年是中日复交50周年，但这一年的两国关系并不平顺。

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坛浮动着“再武装化”的躁动，先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月28日提出要与美国“核共享”，接着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又于3月13日提出，应修改日本宪法、将日本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第九条，引发了中国在内的周遭国家批评。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岸田文雄公开表示，将继承安倍遗志，致力完成修宪。7月10日日本参议院大选结果出炉，以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为代表的修宪势力，在整体数量上达到了修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

8月5日，即将卸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结束访台行程后前往日本，岸田文雄便在两人会晤时表示，“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美日将紧密合作”，可谓是呼应了安倍卸任后持续表述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10月3日，岸田在日本第210届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表示为应对中国与朝鲜，需在五年内将彻底强化日本防卫力，对包括“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事宜展开讨论，并将修改与安保相关的3个文件。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泰国曼谷，准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于当日会见了岸田文雄，是近三年来日本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线下会面，意义重大、却依旧难止中日关系下行。

12月16日，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画》（简称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迄止最大战略挑战”，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并于未来五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此一动作意味日本逐步背离“专守防卫”原则，并让战后宪法的和平理念严重蒙尘。

由2022年的中日摩擦可见，日本的对外政策正在发生转型：其安保战略逐渐转守为攻，美日干涉台海的趋势也在成型。在此过程中，中日关系的互信基础正被不断掏空。

内政情势加剧战略转型

而从一方面来说，日本2022年的战略转型加速，受到国内政经情势的牵引。

首先是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此事对自民党的力量格局、派系位移产生深刻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修宪势力提供了政治能量。在安倍身亡隔天的7月9日，日本参议院举行选举，自民党的支持度较过往上升四个百分点，修宪势力也突破三分之二议席，民众的“同情票”应该发挥了一定效果。岸田文雄也在选后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将能更无顾虑推动内外政策，“修宪也包括在这些政策之中”。

其二是岸田政府11月以降的低迷支持，导致岸田文雄须在安保政策、修宪场域展现强势姿态，巩固党内支持。在安倍遇刺引爆“统一教渗透自民党”的舆论风暴后，岸田文雄于8月宣布改组内阁，却随即在10月被踢爆，其任命的经济再生大臣山际大志郎出席过统一教活动，后者只能于10月24日宣布辞职，冲击了岸田的政治威信；随后法务大臣叶梨康弘、总务大臣寺田稔、复兴大臣秋叶贤也亦先后因丑闻辞职，前两人更是岸田领导的宏池会成员，首相本人显然不可能毫发无伤。

据日媒公布的多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进入11月以来支持率不断下滑，以日本NHK电视台的民调结果为例，其支持率仅有33%，“岸田下台吧”更是登上日本Twitter热门话题，而这已是该词条自今年6月23日以来的第六次刷屏；日本《每日新闻》在11月19日和20日进行的民调结果则显示，有43%的民众“希望岸田尽快辞职”；不少日媒更是预测，数位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皆是岸田的强势竞争者，可能会谋求担任下届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

其三，日本经济困境短期难解，导致岸田选择在修宪、安保场域大作文章，希望挽救明年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而细究日本眼下的经济困局，除了疫后疲软无法瞬即恢复外，外部事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月以降的俄乌战争引爆全球能源危机，油价粮价一路飙涨，美联储更自3月起接连加息，导致日美利差扩大、日元大幅贬值。

如今的岸田政府进退两难。若放弃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可能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债券市场价格暴跌、股市动荡，故在9月至10月，日本政府进行了两次市场干预，以及1998年以降的首次汇率干预。然而日元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拖累了经济复苏，岸田政府5月发布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只能延缓实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疫情加剧了安倍时期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新资本主义”虽是意在缓解上述沉痾，但在经济复苏乏力的桎梏下，其也只能自缚手脚，毕竟公平分配的首要前提，还是要先有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安倍遇刺为岸田营造了助推修宪的氛围，低迷支持、经济困局则让岸田更有动机要在安保场域“大破大立”，以确保权力宝座稳固。

中国成为针对目标

另一方面，国际情势也推动了日本的战略转型，让其渐把中国视作针对目标、说成必须“解开封印”的理由。

首先是俄乌战争诱发的舆论期待。伴随乌克兰战火蔓延，日本社会的安全自主意识上升，其政府更是直接将俄乌冲突叙事与台海相连动，强化了对中国的敌意塑造。以日本4月发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为例，其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积蓄了力量”、“世界正式进入中美竞争时代，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而在2022年底通过修改的“安保三文件”更加明显。例如《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强调，近年来，“日本处于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中，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压力高涨”、“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日本将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平衡”、“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余文件也提到，中俄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演习等合作，“是日本安保上的强烈关切”。

其二，日美同盟的强化也是关键。由历史视角观之，1972年中日复交时遗留至今的“美日安保体制”，本就为日本干涉台海提供了战略缝隙，眼下遇上中美博弈的国际潮流，更让日本兴起要借“亲美远中”重返大国舞台的野望。据日媒报道，岸田文雄预计于2023年1月访美，届时将与拜登（Joe Biden）协议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改变日本长期为“盾”、美国为“矛”的态势，逐步解禁日本作为“矛”的攻击能力。

然平心而论，日本虽频提“台海有事”，也与美国作势要借安保体制干涉台海，却并不打算真的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其真正心之所向，是要借着渲染中国威胁论，将“台海有事”与“日本有事”相连结，增加扩军的相关正当性，寸寸冲破战后宪法的体制束缚。

以“安保三文件”为例，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故其将在今后五年采购和装备大批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国产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等，还将开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意味“专守防卫”原则将被严重掏空。

此外“安保三档”将2023至2027年度日本防卫费总额定为约43万亿日元（4400亿新元），是现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画》（2019至2023年度）约27万亿日元总额的近1.6倍，并规定要在2027年度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有鉴于此前日本一直遵循这一比例不超过1%的标准，舆论更普遍将其视作日本是否奉行和平主义的观察指标，此举无疑是对战后宪法和平理念的一大颠覆。

简言之，台海有事、中国威胁，是日本眼下用以推动扩军的宣传基础；但尽管日本可能无意“协防台湾”，中日关系必将因此备受折磨。一来，日本的实质扩军、对西南诸岛的军事化部署，必然引发区域局势紧张；二来，日本屡屡暗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已经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原则。

而由岸田将在1月访美、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看，日本的战略转型短期难止，2023年的中日关系也恐摩擦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