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生

随着阿根廷在点球大战以4比2战胜法国，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在中东小国卡塔尔完满落幕。各国球迷在近一个月尽享足球盛宴的同时，更多人则越来越为人寡地少的卡塔尔“小国办大事”感慨多多。

享有“世界第一运动”美誉的足球，总不乏国际关注。当卡塔尔12年前赢得2022年足球世界杯主办权时，“小国能不能办大事”的争论就不绝于耳。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就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夕，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还声称，当年把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塔尔是个“错误”，因为“足球和世界杯太大”而卡塔尔这个国家“太小”。

尽管卡塔尔世界杯已经成功收官，但12年间的各种牢骚、布拉特对“世界第一运动”场上卡塔尔这个“不速之客”的微词，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毕竟卡塔尔是足球世界杯历史上作为东道主的最小国家；毕竟它还是一个几乎没什么足球历史的国家；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卡塔尔从来没有打入过世界杯；毕竟面对足球世界杯这样的超级“大事”，无论是32支球队、64场比赛在场内场外所需要的硬件支持，还是关乎球迷、游客、媒体、政府官员等等的交通、食宿、防疫、安保等软件保障，卡塔尔都显得“太小”了。更何况，当年它拿到主办权时战胜的竞争对手，还是超级大国美国。

所以，当卡塔尔这样的小国被赋予“办大事”的权利时，善意的关切、难免的担忧、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疑虑，甚至对小国习惯性地傲慢激发的蔑视等等，使卡塔尔世界杯从一开始就成了两场“世界杯”：场内是足球与球迷的世界杯，场外是“小国”能不能“办大事”的“世界杯”。

足球场内的世界杯，从激情四射的小组赛到阿根廷过关斩将捧起大力神杯，精彩绝伦自不待说。足球场外的“世界杯”就不那么简单了，几乎充满对“小国办大事”的质疑乃至偏见。比如美国1988年获得1994年世界杯主办权时，足球在美国的影响度并不算大，也没什么职业足球联赛，而且从1950年到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40年中，美国足球队都是世界杯决赛圈的看客。但美国是大国，没有人对它的足球历史、参赛经历说三道四。卡塔尔作为小国，任人横挑鼻子竖挑脸也只能忍辱负重，这叫双重标准。

质疑卡塔尔主办能力的偏见

比如欧洲国家主办世界杯的次数比较多，他们作为东道主，比赛时间、赛程虽然须与国际足联协调，但基本上是围绕欧洲国家足球年度赛季和赛程安排的，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尽管必须为此调整自己的赛程，为世界杯让路，但也没抱怨过什么。

到了国际足联根据卡塔尔的气候情况确定2022年世界杯赛事安排在相对凉爽的11或12月时，欧洲国家便因为须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联赛日期，埋三怨四，指责大赛组织能力低下，认为坏了原有规矩，说卡塔尔主办世界杯是个“错误”，这是“自我中心”。

再比如，围绕卡塔尔世界杯非议不断的，还有意识形态纠缠。一些西方国家以环保、人权、国际劳工权益甚至“贿选”等口实，持续对卡塔尔发难，甚至威胁要抵制卡塔尔世界杯。言辞之激烈，足以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忆起自己儿时曾在欧洲受到的歧视，放言一些西方国家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干坏事”，没有资格给别人“上道德课”。

不为自己的道德劣行道歉，却对别人横加指责的照人不照己“手电筒”心态，是“殖民”与“霸权”。

好在卡塔尔在重重“双标”“自我中心”“殖民”与“霸权”的高压下，总归成就了“小国办大事”，足球场内人气鼎沸、硕果累累；足球场外好事连连、引人瞩目。卡塔尔把办好世界杯，作为自独立以来的最“大事”，不仅用2200亿美元的超大投入，差不多新建造了半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办“大事”奠定基础。

通过世界杯，卡塔尔打破了中东地区国家没有举办过世界级赛事的纪录，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首都多哈和充满想象力的卢塞尔体育场。

11月20日的开幕式上，自2017年就与卡塔尔多有龃龉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合坐谈笑。次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临现场观看世界杯，并与卡塔尔外长共同主持两国第五轮战略对话。

这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伊万卡·特朗普与家人等多国政要、名流在赛场内外的现身，加之中东一众领导人齐聚一堂，确立了“体育外交”在一个小国的成效。据《泰晤士报》网站消息，本届世界杯“是迄今为止最赚钱的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估计，世界杯会为卡塔尔经济贡献170亿美元。世界杯期间，1.2万名记者和数十万游客的到会，全世界数十亿电视受众观看的广告效应，不仅让全世界认可了“小国办大事”的能力，看到了小国“大”现代化的程度，也为卡塔尔日后成为顶级旅游圣地，以及办好更多的“大事”，赚来人气，比如让传言中的申办2036年奥运会梦想成真。

春秋时期子产“小国办大事”案例

其实，世间的事，包括体育盛会、国家交往、社会治理，不能以国家的小、大定取舍。古往今来，“小国办大事”本不新奇，大国左右不了的许多“大事”，由小国接手成功处置的也非没有。中国的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产，就是夹在各方霸主夹缝中的小国郑国的当政者。

子产执政时期干了一件“大事”，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即把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这是中国法制史上名垂史册的事件。因为当时上层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贵族可以随意处置民众。让平头百姓知晓了法律规范，就会钻法律的空子，随便乱来，就连孔子也对“铸刑鼎”非议多次。子产打破了这种蒙昧，把他主持编订的三种刑法全部公诸于世，结果“小国办大事”：百姓明白了法的界限，贵族也难以滥用刑罚，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大幅减少。

随后，在小国的推动下，晋国等国也效法“铸刑鼎”，实现了礼治演向法治的转变，办了大国办不成的“大事”。及至今世，“小国办大事”的事多了去了，即如世贸组织、世卫组织、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等40余国际组织总部或办事处设于瑞士的“小国大政治”，又如新加坡等亚细安国家以小事大、屡有作为的“小国大外交”，都是例证，卡塔尔世界杯不过是再次的验证罢了。

国家不分大小　成事由结果说话

故而，戴上所谓大国、强国的有色眼镜，对“小国办大事”予以怀疑、嘲讽甚至针对，起码是一种不良的心态和不善的举止，要不得，也为文明社会容不得。

国家不分大小，成事只能由结果说话。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届世界杯，阿根廷队拿到足球场内的大力神杯，场外的大力神杯，卡塔尔则实至名归。

一个顶着赛前各种不信任、不认可的小国，把顶级世界大赛的“大事”办成了，还办得不错，其影响恐怕就不止于世界杯本身了，后者是值得各国，尤其是大国多想想的。当然，“小国办大事”是要有底气的，卡塔尔的国家实力自不待言，其为办好世界杯攻坚克难、万众一心的风貌，相继举办亚足联亚洲杯、亚运会等赛事后举办世界杯的胆略，与各国交往的思路、处事的能耐，对地缘政治变局的拿捏，抑或化解矛盾的技巧，也很有参考价值。

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小国办大事”的前提，也是“两场世界杯”给予世界的启示。即便有人对“小国办大事”就是横竖不予认可，“两场世界杯”的智慧与举止，起码比一些大国动辄针对封杀、兵戎相见的做法，更易于赢得人心。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