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在印尼峇厘岛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开门见山地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局面，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无意挑战与取代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中国显然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比过去更加自信与从容。但中美关系能否最终解困及中国能否在中美关系中行使有效主动权，关键取决于两点：一、能否达成彼此间的政治（国家发展方向）互信；二、能否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政治谅解。这两点，前者是前提，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如果这两点能同时成就，中美关系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的印太战略体系（结构）也将发生改变。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但美国也认为台湾关乎其核心战略利益。中国不承诺放弃武力，在作武力解决的军事准备，美国也在作与中国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美国众议院12月8日通过《国防授权法》，内容就包括为台湾制定防务现代化计划及在2023年至2027年每年援台军费20亿美元。在彼此都不可能退让之下，中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路径只剩下一条：达成建设性的高度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互信。

这也正是中国在处理台湾及中美关系上整体面临的切实艰困所在。

美国与世界须要更多地从作为一个文明形态的视角认识中国，中国也须要继续深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自我革命进程。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发展形态，2500多年来，整体上的知识更新及社会治理变革进程十分迟缓。在近4000多年社会治理发展中，主要关注于对人本身的理解及人与天道（自然界）间关系的认识和顺应，在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及世界起源与运行法则的探究上，显得比较滞后。

当欧洲人发现南太平洋地区的澳洲、新西兰及美洲并开发美洲大陆时，当欧洲人历经文艺复兴后完整创立解剖学、药物学、生物学、逻辑学、解析几何等一系列基础学科并完成工业革命时，许多中国人仍然泥泞在儒释道等十分局限的旧知识范畴上打圈圈，未能开始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这些国家治理重器的有效功能，徘徊于对非以科学与规则为理性依据的所谓贤明圣君个人政治期待上。

在构建社会主义发展学说这件事上，马克思实际上是把一锅未煮熟的“夹生饭”端上了桌，许多信奉了这套学说的人（国家），吃了都不免拉肚子。中国在1949年建立新国家以后长期找不到“社会主义建设”有效方向，甚至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荒唐的社会理念，搞起文化大革命这样祸国殃民的长时间社会动乱。

邓小平洞察到马克思这锅夹生饭的根本缺失（不搞市场经济，死路一条），果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在这理论框架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人本理念尽数纳入，并渐而成为主流发展理念，加速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由此启动了探索与欧美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

历经300多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无序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以完善的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决策机制为核心内置的市场经济秩序及福利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再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明显缺乏现实意义却挑动国家对立的发展形态分类，完全是自我僵化或作茧自缚，成为导致全球分裂的一个重大不良因素。马恩社会发展学说明显缺乏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依据。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为了避免人们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概念的不适应。

人类社会迄今取得的整体文明水准，无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市场、法治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全球化是人类高品质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必由之道。若非以规则与科学为前提，所谓的多元及特色政治，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将沉没于星辰大海。中美冲突表面上看，是基于意识形态及发展利益，实际上也主要是基于全球化驱动。

中美之间不应抱持相互对抗的国家关系处理模式，这给两国及全球共同利益造成了无谓的伤害。人类当下，急切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正义力量对邪恶发展势力的打击和遏制，不然如普京、金正恩等人会想当然地胡作非为。在他们内心，除了对于狭隘个人私利的“殚精竭虑”，没有人民福祉，更没有全人类的秩序与共同利益。

中美冲突的根本在于能否最终建立起彼此间的政治（国家发展）互信。美国应当更多展现其综合发展先进性，发挥对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中美应当立足于全球秩序及未来发展的深远视野，切实秉持彼此尊重而相互融合发展的政治理念，共同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唯其如此，才能将反全球化势力斩除或者有效矫正，将彼此命运攸关的人类社会导向健康。

根据人类历史与市场发展规律，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随着市场与法治环境完善而释放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与劳动力，必然要走向全球谋发展。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依赖全球市场。在经济高度依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自我封闭或被封闭，都必然严重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品质。是否有利于国家自我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提升，是对一个国家的一切内外政策制订及决策者优劣的唯一试金石。

中国作为人口及地理资源大国，应当以更加务实的作为更深入参与印太及全球事务，包括积极影响朝核问题，不断改革与完善国家体制与人文领域，建立起全球最优制造业、农业、动植物产品、科技、教育及服务等生产与供应体系，成为全球产品质量最优且价格最低廉的国家。中国应致力于发展成为最可信赖的人类文明强国，主导构建文明、富足与和谐的全球生活秩序，并为此提供坚实标杆与驱动力。

作者是北京学者

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