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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政府基本没有在事前或事后对某些重大决策出炉过程向外界解释的习惯，公众及观察人士对这次中国对抗冠病防疫政策突然U转背后的心路历程和思考理路，似乎注定无从了解。呈现出来的只有全国防疫政策在一夜之间大转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联合早报》杨丹旭评论文章语）的样貌，以及全国多地民众在突如其来的防疫变阵带来的感染率激增与欠缺医疗准备双重夹杀下、渴望药品与快筛试剂望眼欲穿而不可得的窘态。这样的U转除了造成实际操作上的混乱外，对管治本身亦无益处。

防疫政策突然变阵，其基础并非是轻盈小舟，而是一艘庞大巨轮，承载着过去三年坚如磐石的长期态度，这给民众及外界观察人士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

疫情暴发三年来，官方对清零这个防疫政策基调可说“咬定青山不放松”，所有的操作，包括宣传、意识塑造、医疗准备、社会控制、政绩考评等，皆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做出的。这使得清零式防疫在中国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实操上皆根深蒂固。

更明显地，今年开始，这样的政策执行更加严苛。或许是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极高传播性所致，各地封控、加码以及次生灾害均高于前两年，民众流动更加不便，段子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政策定力下，中国内外虽然都在呼吁放松管制，但预期都是落在2023年开春之后，其基础包含必须逐步放开防疫政策的理性判断，包括必须花时间去扩大高危人群的疫苗普及率、研发特效药、让医疗系统准备好、民众在心态上准备好等。长期的争议焦点集中于中国应该从严苛的清零疫政中转向，几乎没有人预期中国会“一屁股坐地上”。

积压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在今年末似乎产生效果，一些城市开始以先驱式的防疫变阵来试水温，国家层面也开始试着松动严苛的防疫政策，直至1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仍然包含“坚持稳中求进”“走小步不停步”的语汇。这仍是稳健的，符合外界预期。

但就在这时，“小步”变成了“大步”。北京、河北、广州等地相继放开四类药管制，可以不用实名登记而买到治疗感冒发烧的药物。与此同时，各地放开力度陡然加大。7日，“新十条”出台，为全国总放开吹响号角。随后，便是这一段时间看到的情形。

理想状态下，今年防疫政策走向应当是均匀的“C”形，而非如今呈现的“亅”形。事后诸葛亮来看，官方应该时刻关注冠病变异株的科学表现，并以此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即使不动态改变防疫政策，也要做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改变既有防疫政策、放开管制的觉悟（我们可以将这个点与目前的现实相重叠，设定为年底），并为此做好前期准备。

今年有一整年可以将资源投入到前三针疫苗的进一步普及，并在年中某个时间点推动第四针疫苗的施打。如果第四针疫苗在夏天施打了，那么在年底放开时，很多人都能处于疫苗抗体的保护期内。

四类药的解禁应该与放开时间点拉开距离，避免出现目前这种缺医少药与病患激增相叠加的夹击局面。如果四类药在放开前一个季度到四个月时解禁，即使前期也出现抢药囤药的情形，没有相伴随产生的病患激增的严峻现实就能够帮助消弭民众的恐慌，令抢药风潮不久后平复，官方也有足够时间调整市场和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宣传与意识塑造也能够利用一年到半年的时间慢慢转向，为冠病在公众心中“去魔化”，让不断的科学普及祛除因无知而产生的各类谣言，令恐慌降低。医疗领域也能够利用时间，产出足够应对的药品和快筛试剂，而不是像目前因原料问题导致快筛产能跟不上。医院也能够做好应对准备。

但这些只是过期的理想。目前的现实是一艘满载的大船高速中刹车并猛打调头舵，激起漫天浪花的同时令乘客头晕目眩。

防疫政策急转后，民间对专家、宣传等各方面公信力微词颇多，这样的“微”词，在国家“大”政方针面前，或许可以被忽略，国家只须要掌舵，挥斥方遒即可。但像冠病防治这样的重大政策，缺乏事前事后的细致解释，只是寄希望于民众会无条件跟随与昨日迥然不同的政策或宣传导向，只会伤害管治的公信力，使得塔西佗陷阱越挖越大，于政府本身无益。

作者是北京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