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按照大陆政府二十大报告的定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新名词。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经典概括隐含了一个逻辑：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更非本质。共同富裕实现了，多数人民满意了，长期执政必然水到渠成，还须担忧没人跟着走吗？

数亿人脱贫、全面实现小康只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中国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精物差距（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这四大差距没有解决好，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也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如何探索中国共同富裕的道路？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主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民心，共同富裕值得全民期盼、全民努力、全民受益。中国老百姓总体善良淳朴，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至少有盼头），发展的成果能共享，一切好商量。

二十大报告还要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预计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予税、资本利得税等立法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些立法要公平，利益要平衡，保护公民勤劳财富的积极性和合法个人财产。

先富带动后富是个渐进过程，以依法规范和引导为主，不能刚性强制。如果缺乏正向的激励机制和健康的社会氛围，要么停留在美好愿望、道义期待上，要么容易搞得人心惶惶、夺路移资移民。100年前革命年代“打土豪、分田地”，暴风骤雨式的霹雳手段，显然不适合改革开放年代，也有违二十大报告“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导向。

社会主义固然不是某些人幻想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某些人诅咒的万恶不作的洪水猛兽。浅见以为，它的最大优势或说最大吸引力，就是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提供更公平、更安全、更有尊严、更可持续的民生政策。

中国自由主义旗手胡适和先锋傅斯年，都鲜明反对共产党、反对斯大林，尤其反对阶级斗争，视之为“罂粟之花”。但他们基于社会公正平等的理想，并未忽视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成分，尤其欣赏其社会政策。据胡适1926年8月3日的日记，他跃跃欲试组建政党、改革内政，党名都想好了——自由党；党纲包括四个事项，其中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他的设想是：“充分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致器重的得意门生傅斯年，终身保持部分社会主义思想。他评论“罗斯福新政”是“虽不揭社会主义之名……其中实在包含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他明确提出应借鉴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社会政策，“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又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和罗斯福的“新政”，都视为有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傅斯年《黄祸》）；“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傅斯年《评英国大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各有利弊，已经相互借鉴，并将长期共存。一个成熟的政党和学说必定是自信和开放的，乐意吸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例如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长处，生命力得以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取市场经济的长处，生命力得以延伸。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殊途同归，万宗合源。只有尊重人性、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合法利己合理利他的思想和制度，才有生命力，才可持续。只有让人民持续过上好日子，才有资格长期执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光明未来，也许关键是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三维之间，融合走出“第四条道路”。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