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任见智

在一个极端不稳定且充满冲突的世界中，

道德的崩坏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是否存在全球统一的某种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之后的人，是否还能被视为社会中的成员？

一辆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疾行，列车前方的铁轨上有五个人被绑起来，无法动弹。作为一名旁观者，你可以拉动轨道的操纵杆，让列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所以转轨也就意味着牺牲另一人，而救下本来必死无疑的五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你会作何选择？

这是英国哲学家福特（Philippa Foot）1967年提出的“电车问题”思想实验。原始版本的问题，探讨的是哲学上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里道德义务的分歧。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多数人的利益最应该得到保障，因此有时候必须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对于康德主义来说，道德须要建立在必要的义务责任上，也就是说如果“不可杀人”是一种道德义务，在“电车问题”中就不能转轨，牺牲一人来拯救其他五人。

经过近一甲子的发展，“电车问题”已经成为不同领域广为讨论的问题，同时也延伸出更多更复杂，更具有争议性的变种。

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曾创建了一个名为“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的平台，公众可以就使用“电车问题”为范本的场景，对自动驾驶汽车应做出的决定发表意见。研究人员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平台上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偏好存在很大差异。这也意味着不同地域与文化，对于“道德”的定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与“电车问题”相似的是法学家富勒（Lon Luvois Fuller）在1949年提出的“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在这起“虚拟案例”中，五名探险队员在一处洞穴探险中被困。20天后，营救人员与探险队员取得了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络，并告知被困者最少还要等10天才能获救。此时，探险队的食粮已绝，不可能再坚持10天，留给他们的选择只剩下同类相食这唯一选择。被困的探险队员在极端饥饿中又坚持了三天，最后通过抽签，将其中一名队员杀害后分食。就这样，剩余的队员在被困的第32天获救。

探险队获救后，幸存的队员在谋杀罪名下被控，被初审法庭判处有罪，并处以死刑。被告之后选择上诉至最高法庭，同时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探险队应当被判无罪。在这起虚拟案例中，富勒通过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判词，反映出五种不同的法律哲学流派，讨论陷入绝境、抽签、公众同情、政治因素、紧急避险抗辩及赦免等情况下法律的作用。

作为非专业人士，这起案件更贴近一般大众的讨论点，在于探险队同类相食的行为是不是道德的。牺牲其中一人，来换取剩下四人的生存机会，究竟值不值得做；应该如何选择被牺牲的那个人，是根据身体状况，困境之外的社会地位、个人背景、还是全凭抽签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程序正义，是不是须要遵循程序正义？这都是充满争议性的问题。

把“电车难题”和“洞穴奇案”中提及的道德困境延伸到现实生活，在一个极端不稳定且充满冲突的世界中，道德的崩坏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是否存在全球统一的某种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之后的人，是否还能被视为社会中的成员？社会上对这些看似虚无缥缈问题的思考，往往能够决定人类作为整体的下限，以及社会文明所能触及的高度。

（作者是伦敦商学院MBA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