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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疫情在中国多地暴发，很多地方都进入了密集做核酸检测和不同程度的封控阶段。《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9月5日发微博帖子说：“疫情再成舆论关注的最大焦点，因为进入封控和半封控的中国城市越来越多，即使疫情尚且平稳的地区，人们的外出旅行也受到严重干扰。”接着他指出，目前经济受损，很多领域和企业都受到很大影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也同时受损。因此他说，有时会想，倒不如“放开”，和其他国家一样，“大不了受一波同样的苦”。然而话锋一转，他又说，一旦放开，会有承受不了的死亡发生，一老一幼最受影响。分析一番之后，他总结，国家决策是保护大多数人的，现在动态清零要支持，将来政策改变也要支持。

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这则微博帖子下面，引来6000多条留言，很多人都在诉说因为防疫而遇到的实际困难和不幸。看了胡锡进的表述，我想说，现在有外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即使“放开”，也未必要“受一波同样的苦”。

应科学评估风险和收益

首先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死亡率和避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就算现在的冠病总体死亡率和流感差不多，那绝对数字也会比较大。但是政策制定须要科学地评估风险和收益，毕竟每一种疾病都有一定的死亡率。今年3月，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死亡七八千人，半数以上发生在安老场所或残疾人院舍内，病逝者中近90%未接种过疫苗。专家学者将“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视为香港抗疫的“重要教训”。

新加坡的部分老人群体一开始也是抵制疫苗的，同样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新加坡。政府不遗余力推广疫苗，甚至有政府官员用各种方言录视频，劝谏老人家尽快接种疫苗。老弱群体本来就是风险最大的，应该给他们最好的保护。引进先进疫苗和药物，保护好老弱群体，才能让大家放心。

关于医疗方面，去年新加坡从试点居家康复到全面推行，一步步走来，保证了医疗系统的正常和有效运作，这个经验也值得借鉴。人们自我检测、自我隔离、线上就诊，严重的才去医院，保证了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在有很多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总结一下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一定能创造出既行之有效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完全可以不必再“受一波同样的苦”。

其次是科普。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现在对冠病病毒的认识，还停留在原始病毒的阶段，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关于病毒的科学常识普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重要的是愿不愿意在这个方向上努力。

最后是政策的稳定性与社会心理建设。现在最大问题是因为防疫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增加程度超过很多百姓的承受能力。网传有人经历“三连封”。最初在上海被封，解封之后去海南散心，结果也被封在海南，好不容易解封后回老家成都去调整心情，不料成都也被封了。疫情看似随机在各地暴发，这个城市的今天就是那个城市的明天。各行各业，各种企业也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深受打击。一些人选择离开，“润”（也就是“Run”的谐音）成为一个流行词语。

重视政策和社会心理关系

其实各国都曾面对和要继续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走出了这种阴影，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来了呢？我觉得这和政策的稳定性与社会心理建设有很大关系。

从疫情初起，我就持续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有关新加坡疫情观察的系列评论。我发现，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政策和社会心理的关系。卫生部长王乙康也曾经在记者会上明确表达过，防疫政策会极大地影响社会心理。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措施，从2020年以来，一直都是“预告式”出现的，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预测疫情走向和预告政策方向。李显龙总理曾经在谈话中强调，新加坡一直都用的是“Measured Approach”（审慎的做法），这种方法在过去两年运行良好，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就算现在室内可以摘除口罩了，政府还是对接下来可能的风险做出预告。

疫情本身就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政策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还会成为人们预判下一步行为的依据，这对社会经济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防疫的目标始终是恢复正常生活，防疫本身或者说消灭病毒并不是终极目标，毕竟人类能够真正消灭的病毒屈指可数。大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水至清则无鱼”。

新加坡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不是盲目的，国家决策得到国民拥护，不是一种必然，而是要有足够的说服力。无视民众疾苦的政策，就很难真正得到支持。总而言之，假如中国要“放开”，须要做的准备工作还很多。但是，只要多多总结经验，做好准备，完全有可能避免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也不必经历其他国家受过的苦。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