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明报》
作者:杨庭辉
本月稍早前,拜登首次以美国总统身分出访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路人皆知,拜登这次中东之行的重点,是说服沙特增产石油以遏止全球能源价格飈升。不过,2019年拜登就异见记者卡舒吉遇害案惩罚沙特时,称呼沙特是“贱民”(pariah)国家,又一度声言短期内没有跟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的计划,如今不但“打倒昨天的我”,还在跟对方见面时“碰拳”,结果招致舆论狠批。其实,拜登出访沙特同时遭受道德批判和成效不彰是意料之内的事,只是当中有不少评价值得斟酌。
拜登折衷路线 易两面不讨好
简单而言,政治领袖处理外交事务时颇常面对利益和道义取舍的两难局面。现实至上主义者认为,政治领袖无可避免需与满手鲜血的独裁者交涉,以保障自己国民的利益;人权至上主义者则强调,政治领袖必须与漠视人权的独裁者划清界线,不应因经济或地缘政治利益而出卖受害者。
拜登一方面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断定沙特王储为杀害卡舒吉的幕后凶手的机密报告曝光,另一方面只制裁涉案的沙特王储的亲信,恰恰会同时招致现实至上主义者和人权至上主义者的批判。
这次拜登出访沙特碰壁而回,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是拜登自招苦果,但也有其他现实主义者认为,拜登此行的遭遇短期内为美国带来痛苦,长远却或有助美沙关系重回正轨。可是站在人权至上的角度而言,拜登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等同食言及向独裁者投降。
追本溯源,卡舒吉遇害案件的发酵,也跟土耳其不断放料推波助澜有关。尽管土耳其当年指控沙特时义正辞严,但它绝非全心全意为卡舒吉讨回公道。事缘土耳其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它向外界披露案件详情,客观上可让美国陷于尴尬之局。
此外,土耳其曾冀望透过卡舒吉事件,打击沙特在穆斯林逊尼派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近年其经济每况愈下,急需与邻近多个国家缓和关系以改善经济。正因如此,今年4月土耳其已中止卡舒吉被杀害案件的审讯,并把案件移交给沙特,其总统埃尔多安又在6月于安卡拉接见沙特王储。问题是,美国不时标榜自己积极履行捍卫全球人权的道义责任,如今拜登却做了跟埃尔多安相似的举动,自然难免受到猛烈抨击。
能源气候危机夹击 非拜登一人之过
无论如何,外界将西方面对的主要危机全盘归咎于拜登政府,并不公允。事实上,在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前,前者已不时针对异见记者和维权人士,但欧美当时既无全面制裁俄国能源,也不加快其能源自主的步伐。此外,当卡舒吉被虐杀一事曝光后,欧洲多国也没有声言杯葛沙特的能源。
由此可见,近年西方阵营政治领袖根本没有很大的决心摆脱对独裁国家的能源依赖。以这个标准来看,拜登不见得较任何其他西方阵营的政治领袖更虚伪。近月西方急就章制裁俄国所导致的能源危机,其实是近年西方领袖集体造成的恶果,责任自然理应由他们共同承担。
换句话说,欧美的外交政策很多时都不会只谈人权或只谈利益。近40多年来,伊朗处决过的异见人士不胜枚举,但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袖在2015年有份同意伊朗核协议,其后又反对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岂是出于人权至上的考虑?
昔日西方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的初衷,是希望以贸易正常化来换取对方放弃发展核武,及逐渐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然而西方并非在伊朗人权状况已有明显改善的前提下,才跟对方推动关系正常化。可以说,西方当时在伊朗人权问题上也有妥协让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便以“核协议条款充满漏洞,伊朗可轻易暗地里发展核武”为由单方面退出相关协议。随之而来的发展是,伊朗近年积极高调提炼研制核武所需的浓缩铀,其国内的强硬保守派亦全面重新抬头。
特朗普中东政策渐扎根 拜登难按自身意愿行事
伊朗政局的发展趋势,到底是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纵容,还是特朗普无视协议精神所致,一直是充满争辩的议题。另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及制定容许以色列占有约旦河西岸大部分领土的“新中东和平方案”,均是以蔑视巴勒斯坦为基础。
拜登有修正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主观愿望,但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影响力已逐渐落地生根,加上地缘政治局势有变,所以拜登难以单纯按自身意愿行事;即使勉强为之,亦不见得成效显著。
当然,还有一种左翼批判的进路认为,由于全球暖化危机正正是人类以往消耗过多能源所致,所以拜登不应乞求任何独裁者增产能源,而应该带领全球忍受阵痛,推动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但是美国中期选举将至,要求选民勒紧裤头过苦日子,只会使选情更为严峻。因此,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拜登也难以在此时宣之于口。
至于有关“特朗普连任总统便不会使美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的说法,只是一种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假设。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除了明显强硬对付伊朗和偏袒以色列、沙特之外,在处理很多其他外交事务上,均以不按常理出牌见称。纯粹根据往绩沙盘推演,特朗普既可能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时而声称支持乌克兰有加入北约的自决权,时而附和其他人反对北约扩张的立场,也可能鲁莽地应对俄国的军事威胁,使世界局势迈向更危险地步。
不论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抑或极度讨厌他的人,都可找到一些放大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同时以选择性失明的态度,淡化不利自身立场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