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01社论”

上周四（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发表了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重要演说，他一边重申拜登政府“不寻求新冷战和冲突”的论调，肯定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由50年前普遍的贫困中一跃成为今日具备现代化城市和基建的强国；一边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批评中国既有意图、也有能力破坏自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和价值观。最后，他声言美国所做的一切并非要阻止中国发展，也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制度，只是要“再次证明民主制度可以应对紧迫的挑战、制造机会、并提升人的尊严”。

对比起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20年7月所发表的“新铁幕演说”，布林肯演讲的内容显得“温柔”一些。他不但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更说美国不欲阻止中国发展，只是要证明自己的制度也很好。表面上看，这篇演讲似乎想展现美国是多么的客观理性，中美关系感觉起来也没有多差。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经验再去审视这篇演讲，就会发现其内容剥离历史，顶多只能算是美国的宣传稿，对于我们了解中美关系的实况可以说没有什么作用。

美国自说自话的政策宣言

我们确实无法断言美国是否如布林肯所言不追求新冷战，但假如另一个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国力直逼美国，它也不见得乐于接受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美国在1980年代对日本的针对，正好说明中美之间的对抗根本不是布林肯所谓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日本自 1960至1970年代开始崛起，1980年代其科技和国力一度逼近美国，对美国的出口不断增加，使美国工业陷入低谷。当时美国国内一片焦虑，尤其是被视作明日之星的半导体业几乎无法与日本企业竞争，最终引起了华府在多方面出手针对日本。美国以增加关税、反倾销等贸易手段胁迫日本，先在1985年强迫日本签署著名的《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以针对日本出口，又在1989年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强迫日本半导体企业开放专利及保证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日本是美国所谓“分享相同价值”的同盟国，但一旦威胁到其地位，美国也毫不迟疑地对它进行针对，以确保自己继续占据左右世界发展的优势。

布林肯说二战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建基于联合国宪章，包括自决、主权、以和平解决纷争，而中国“正在破坏这个秩序”。然而，到底是谁不尊重主权原则，整天在台湾问题上找中国麻烦？又到底是谁在二战后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造成多国平民生灵涂炭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自酿悻悻然从阿富汗撤兵的乱象？这样一个国家的国务卿，现在却指摘中国正在破坏和平和秩序，我们能够相信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只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优势吗？

要真正理解中美角力的本质，我们不可能抽离历史。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就曾经从历史上多次新兴势力崛起时与旧有势力的关系，归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其命名来自古希腊时代旧霸权代表斯巴达为了针对新兴势力雅典而不惜发动战争的历史例子。艾利森指出，历史上旧有势力为了保持其优势，总会使出各种方法针对新兴势力，当中相当高的机会会引发战争。在他看来，中美角力的本质就是争夺国际影响力和优势的国家利益之战，而非什么民主与专制之战。

抽离历史就无法理解问题

尽管美国的中美角力宣言抽离历史，但却仍有不少香港人接受了这种“民主对垒极权”的论述，忽视了引致角力的利害本质。一些人因此有了香港须在中国与西方、极权与民主这两个二元对立问题上做抉择的想法，甚至提出“香港是西方在中国的桥头堡”或是“香港是西方的一员”。

要真正理解中美角力的关系及香港在这场中美角力的角色，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脉络。香港有着相当独特的历史背景，它是一个从中国割让出去受西方管理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地，这使得香港人对于自身的身份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位置。殖民地政府的文件反映，英方在香港的历史教育里刻意强调香港人有着华人血统、注重培养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目的是保持香港人与英国人身份间的差别，避免英方要为这广大的人口“埋单”；与此同时，它却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批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致使香港社会对中国近百年苦难的认知变得模糊不清，尽量阻止香港人关心中国时政，担心过度热衷政治将危害到殖民地的统治和稳定。结果是，香港的历史教育跟其他地方的历史教育有着很不一样的“详远略近”性质，而且是站在西方的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以至世界局势。

这种巧妙的设计使香港人长期欠缺了身份认同感。回归后香港脱离了殖民地的束缚，香港人意识到身份认同感上的空白，开始饥渴地找寻答案，但随着陆港矛盾加深，偏颇的本土思潮也开始兴起。正当香港处于身份认同之争的时候，中美关系转差成为了意外的催化剂。在欠缺历史感的情况下，一些香港人接受了西方将中美角力描绘为“民主对垒极权”的论述，用二元对立的思维认定香港要在中国与西方、极权与民主之间做选择。所谓“香港是西方在中国的桥头堡”或是“香港是西方的一员”这些讲法应运而生。这种想法将香港与中国区分，也间接地成为了“港独”思潮的温床。

然而，正如上面提及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角力并非什么民主和极权的对垒，而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竞争。香港其实也从来没有要在二元对立上作抉择的问题。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是无法动摇的事实，而且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利益高度绑定。尽管布林肯说着美国不打算阻碍中国发展，但在现实行动上，美国为了在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正千方万计地针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香港相当自然地成为西方打击中国的切入点。

香港人应该认清，无论香港是否民主也好，西方都会把“香港牌”作为打击中国的手段来操弄针对，这是中美角力下香港的困境。囿于西方那套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论述，只会令人认不清自身环境，遑论走出困境。香港人必须认清香港的国际地位的本质及在中美角力所处位置，意识到政治意识形态并非真正的问题核心，也不值得我们于此继续虚耗光阴。

从历史经验看，我们也会发现大国角力并非永恒，斯巴达与雅典最终便达成了某种平衡。中美角力的格局会随时间而变化，香港的处境也会因此而变化，今日的困境有可能成为他日的优势。假如时机到来，香港自身有没有紧握机会的能力？对于当下香港而言，最重要的国际视野就是如何在混乱的局势中，不断通过升级与改革提升竞争力以强化自己的价值，适应各种转变。这也是《孙子兵法》所讲“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有格局的治港者必须思考在新时代的发展重点领域如产业链、科技研发、区域交往等地方提升香港的实力和重要性，这样才能做到“自保而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