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政府提出修订职业安全健康法例，罔顾后果并导致工人死亡或重伤的雇主，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港式资本主义社会，劳工权益多方面皆缺乏合理保障。工业意外致死事故，平均每月至少1宗，《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罚则20多年未曾调整，纵有证据显示夺命意外涉及雇主违例，通常只是罚款数万元了事，人命何价，叫人慨叹。现行职安法例罚则太轻，缺乏阻吓力，部分雇主一再违规，官方现在才提高罚则，已是姗姗来迟，只要业界平日做好职安本分，根本不用担心触犯法例。加强职安保障，提高罚款是第一步，政府必须加强执法检控，才能真正收到阻吓作用。

最高罚款额20年未改

人命代价岂止数万元

过去20年，政府和劳工界在职安宣传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工夫。随着工人职安意识普遍提高，整体工业意外率显著下降，每千名工人的工业意外率，由2000年的51.7下降至2020年的12.4，惟夺命个案近10年一直维持在每年约20宗的水平，未见下跌趋势，劳工界认为，这与现行职安健法例对违规雇主罚则太轻不无关系。政府数据显示， 2019年有近千被告因违反职安健条例遭定罪，当中屡犯者占三分之一，足证罚则阻吓力不足，部分雇主根本不当一回事。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与《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是保障本港工人安全的重要条例，惟两例罚则20多年从未调整，单论通胀因素，罚则根本就是“愈变愈轻”，与时代严重脱节，就连劳福局长罗致光亦承认，近年一些严重违规导致死亡的个案，罚款明显过轻，现在“还不作调整，实在说不过去”。政府今天在立法会首读职安法例修订草案，旨在提高罚则阻吓力。现在违反职安条例的雇主，最高可罚款50万。修例草案建议，以简易程序提出检控的“雇主一般责任条文”，最高罚款增至300万元，另外容许劳工处以“可公诉罪行”形式，就严重个案提出检控，最高罚款额1000万元。草案还提出，若企业雇主经可公诉程序定罪，法庭量刑须参考案发时公司的财政年度营业额，从而釐定具阻吓力的罚款金额。

虽然政府修例前已作咨询，不过劳资双方对新罚则看法有分歧，亦是意料之内。建造业界认为罚则“不公”，理据不外有二，一是做好职安属共同责任，不应只针对雇主及管理者检控，二是万一发生严重工业意外，建筑商不仅面临停工及潜在工程延误赔偿，还可能遭禁止投标政府工程。然而深入推敲分析，这些理据其实甚为薄弱。

职业安全劳资皆有责，此话当然不假，可是职安法例本身已清楚反映，雇主有责任为雇员提供安全工作环境，这是基本法律要求，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原则，资方责无旁贷，违法者须面对司法追究，岂能跟禁止投标等处理相提并论。倘若不幸发生严重职安事故，需由司法机构处理，法庭自然会视乎案情，判定罪名成立与否，并按雇主在事件中的角色与责任，釐定具体罚款金额，看不到有何不公平或双重标准之处。

美国有所谓“惩罚式损害赔偿”，向无视法规蓄意损害受害方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以儆效尤，涉事公司不能靠申请破产逃避法律责任，相比之下，香港并无相关法律制度。根据政府文件，2019年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中，每张传票平均罚款仅为2万元左右；同年审结的23宗致命个案中，每名被告平均亦仅罚款约6万元，多年来从没有被告因为违反职安要求判囚。一条人命，数万元罚款就可了事，正正反映了港式资本主义的荒谬。本港建筑业不乏中小企，营业额一年不足500万元，修例草案建议量刑罚款以营业额作考虑，用意是让法庭按定罪雇主的负担能力，决定罚款金额，此举其实已非常“体恤”业界。企业财力愈强，能力愈大，责任自然愈大，基本职安责任未尽，反过来怪责政府修例加重罚则，增加经营压力，云云，说法令人侧目。

放眼资本主义发达世界，不同社会模式形态千差万别，论基本劳工权利保障，鲜有地方像港式资本主义般匮乏，强积金制度竟然容许雇主提取供款对冲遣散费，违反职安搞出人命仅需罚款数万元，相信很多发达地区民众听到，都会觉得匪夷所思。这不是说香港必须向一些欧洲国家看齐，走上福利主义之路，但港式资本主义一些离谱剥削，确有修正必要。

为收阻吓作用

必须从严执法

这几年，政府在改善劳工权益方面，确比之前努力，由增加侍产假、法定假期与公众假期逐步看齐，到力争下月通过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及修订职安罚则，都是一些改进，只是仍嫌步伐细、落实慢。现在政府所作的职安罚则修订，其实已是一再妥协的产物，可公诉罪行最高罚款额，由5000万元下调至在1000万元，已是向资方显著退让，对一些承办大型工程的建筑商，这个罚款额相对仍是小数目，政府不能再退让，倘若日后发现雇主屡犯情况无改善，更应考虑再度调高罚款额，没理由自我设限，将1000万元定为不可逾越的罚款界线。法例纵然存在，若不从严执法，依然不会有阻吓作用，倘若“可公诉罪行”提控“十年不逢一闰”，只会被视作无牙老虎。职安罚则提高后，政府应加强执法调查，视乎案情从严检控违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