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俄乌战争究竟会给国际关系以及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带来哪些启示（尤其对亚洲地缘政治而言），笔者在5月6日《联合早报》讨论了观念之争，而此战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情报信息及战略建议的决定性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贸然出兵的战略误判，以及开战后诸多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无不源于其单一、封闭且有严重偏差的情报信息及战略建议密切相关。

诚如上一篇拙论所言，观念在政治强人是否决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上，确实至关重要。但及时而精准的情报信息亦不容小觑，不仅间接影响开战决策，也直接关系到战争开始后之走向、谈判机遇的把握，以及尽早且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所能达至的最佳预期效果。因为即使作为政治强人的普京，在地缘政治上的观念依然停留在18世纪帝俄时代；只要他能通过一个开放、多元、共享的渠道获得真实、可靠、全面以及客观公正的信息和情报，想必绝不会在关乎国运的重大抉择上贸然开战，更不会乐观地寄望于72小时结束战斗并宣告胜利，再不济也不至于荒唐到连个后备计划都没有，而且误以为乌国人民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情报信息渠道单一、垄断及封闭

这一切原本可避免，如果普京不是只接受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情报，如果能兼听则明，即使出现虚假情报，也一定不会助长他一意孤行，陷俄国于万劫不复之境地。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除了过时的观念，就是情报信息渠道依然保留着单一、垄断及封闭的克格勃（KGB）风格。

除了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电子通讯设备的落后，俄乌之战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要算情报信息体系所带来的致命后果。与此表现截然不同且展示强大影响力的，是以美国为代表，新型的开放、多元、共享情报体系。它不只是依靠中央情报局的渠道，而是博采众长，呈现开放、多元且共享的风格。

曾任谷歌公司总裁的施密特，在担任美国智库“中国战略组”负责人后，于去年1月提交给拜登一份震惊世界的重磅报告《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除了关于如何在科技领域全面遏制中国之战略外，这份报告特别吸引笔者之处，还在于建议美国政府将美国私营企业的科技能力，整合到政府的军事情报战略中，简要摘取几点如下：一、建立允许国家和私企高效、合法和公平分享科技情报见解的机制。二、确定如何将私企的预测能力用于安全问题。三、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科技专家，能在需要时联络，获得他们针对特定问题的专业知识。这支预备队的成员可以来自私营企业、高校或其他相关团体。

更令人震惊的是两个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详细措施。一个由包括谷歌、微软、苹果、星链、面簿、洛克希德马丁等民营企业组成的小组，开始广泛参与美国及英国的国安会议和情报部门的工作。（参考杨涛《诡谲的战斗2——逐渐揭晓的乌克兰谜题》）唯一令笔者略感庆幸的是，美国这一套战略以及新一代战争模式的试验场，虽然本来是为中国而备，却因普京“急于求成”的战略误判而提前实践于俄乌战场。这就好像2001年九一一事件前，小布什本来是要全面实施遏制中国战略的，没想到九一一彻底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转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泥潭，给中国赢得难得的20年，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

从目前乌方在战场上每每重挫俄方的惊人表现来看，乌克兰背后若隐若现的强大援手，正是上述美国科技公司在完美实践着新一代战略及战争模式。此外，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谷歌地图服务以最大分辨率，提供俄罗斯所有军事和战略设施的卫星图像，包括各种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指挥所、秘密试验场等在内的战略要地，均可以每像素约0.5米的分辨率查看。除了高科技公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包括壳牌、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大型能源公司，波音和空客等航空业巨头，多个信用卡组织，迪士尼和华纳兄弟等影视公司等，纷纷以不同形式参与制裁俄罗斯。

人工智能企业是致胜条件

简言之，现代战争中人工智能连同背后的企业，已经成为制胜的重要条件。普京所面对的不仅是完全碾压俄国几代的西方人工智能科技，更有一套开放、多元且共享的情报信息体系，除了来自传统的国家情报系统，更多的是从高科技私营经济体所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中去博采众长。

除了直接的情报信息，俄乌之战还开启一个由网络与社交媒体引领，甚至决定战争规模及走向的全新模式。相比普京坐在摄像机前冗长而老套的发言方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面簿上，每隔几小时就自拍留言的自媒体模式，不仅获得乌克兰民众高度支持，激发高昂士气，而且瞬间赢得全世界自媒体及民众的心，迫使西方各国紧急转变风向，大力援乌，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乃至战争规则，也再一次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到来，是任何人无法回避也无法阻挡的时代洪流。

最后，俄乌之战还暴露出俄国国际关系研究上的封闭、僵化和自以为是。决策层很难及时获取具有客观意义和价值中立的政策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普京克格勃式治理模式和严厉针对异己所赐。他不考虑怎么解决问题并认真思考应对，而是选择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长此以往，普京能听到或看到的研究，除了他所喜欢的杜金等人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确保建立一批客观、独立且负责的战略智库及研究机构。这些不同类型、规模的智库及研究机构，一定要沿着分散、多元、共享的模式，由国家、社会及私营机构共同合作，建设并形成良性互动的智库生态系统，才能发挥最佳效果，真正为国家建立一套审慎周密、具有远见卓识且行之有效，并能实时纠错及升级更新的战略规划。以美国为例，无论是作为马歇尔计划主要起草者乔治·凯南所提出的冷战构想（他因此被誉为“冷战之父”），还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米尔斯海默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等，都极大地影响美国国家战略及走向。更不要说提出地缘战略理论领域的布热津斯基，和多极均势理论的基辛格，都先后任职美国高层并直接左右美国的国际战略。相比而言，俄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与克里姆林宫决策层之间的互动，就相形见绌、乏善可陈多了。

俄国在确保广开言路，让学者以及智囊畅所欲言方面也广受诟病。对展开独立研究与调查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思路或结论与官方某一政策或导向相左甚至背离时，不仅不遗余力针对，甚至干脆将这种异议者斥为“民族叛徒”，直接归入为西方所利用欲“摧毁俄罗斯”的第五纵队。正如普京在开战后3月16日电视讲话中所斥责：“很多这样的俄罗斯人精神上都在西方那里，而不是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和俄罗斯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与西方在一起，这是属于更高种姓、更高种族的标志”。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真知灼见怎会脱颖而出？长此以往，克里姆林宫所获得的信息情报、观念以及建议之质量，怎敢奢望？普京又怎能避免不犯战略误判之悲剧？

在某种程度而言，并不是西方支援的高科技手段令俄国眼前漆黑一片，而是他们自己亲手关闭了远眺的灯塔，而陷决策者及国家于黑暗迷茫之中。这就是俄乌之战带给欧洲以及亚洲诸国颇有启发价值的一课。

作者是德国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决策层很难及时获取具有客观意义和价值中立的政策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普京克格勃式治理模式和严厉针对异己所赐。他不考虑怎么解决问题并认真思考应对，而是选择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