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工商时报》

工商社论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扬，5月6日CRB商品指数已升至311点，相对疫情爆发时的低点112点，上涨近2.8倍，且以占比较高的能源价格走扬，最受市场关注。此波能源价格走扬的成因众多，除了美欧等国对俄罗斯原油与天然气制裁直接造成供给缺口之外，欧洲能源危机、美国原油增长有限、气候变迁议题、多处地缘政治事件扰动，也是使当前能源供需基本面失衡，甚至进一步引发能源市场失序危机的变数。

首先，欧盟能源向来高度仰赖俄罗斯（2021年欧盟从俄国进口了约40%的天然气、25%的石油）供应，以致于俄乌战争开打后，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旋即导致供给缺口扩大，引发多国能源危机，并大幅推升能源价格。即使当前欧盟对加快俄罗斯能源去依赖已有共识，并希望借由长期发展再生能源与降低化石燃料使用达成“REPowerEU”计划（目标在2030年前摆脱对俄国化石燃料的依赖），但短期内无法找到足够替代俄罗斯能源的进口来源，严重危及各国能源安全，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

对此，美国虽表态将大力相助，但疫情后的美国石油产量增长非常缓慢，去年12月至今油价大涨逾30%，美国产量增长却不到2%、达到每日1,180万桶，远低于2020年3月疫情前的每日1,310万桶。美国能源资讯局（EIA）亦预测，到2023年美国每日原油产量也仅将再增加约100万桶，增幅将远远低于欧洲每天从俄罗斯进口的约400万桶石油。至于天然气方面，相对于俄欧的陆路供应，欧盟若要转向从美国大量进口天然气，则在大西洋两岸建立足够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这还不包括审批和筹资。同时，自美国进口天然气需要先液化再气化，不只成本大幅上升，还会产生泄漏风险。由此看来，无论是原油或天然气，欧盟要在短时间内以进口美国能源做为对俄罗斯能源去依赖的途径，多所不易。

第二，美国原油产量之所以增长有限，主要与美国能源公司和华尔街不愿加大页岩油气探勘、开采等相关投资有关。即便联邦准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页岩油成本约在56美元/桶，仅约为当前油价的一半，业者应有利可图。但考量到未来国际油价能否维持高档仍充满不确定性，且这几年国际油价上冲下洗，甚至出现负油价，让不少美国能源探勘公司破产等情事，怎不让业者与华尔街投资人却步。再加上，过去两年美国通膨持续走扬不仅造成开采机械设备及原物料价格高涨，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大大压缩了美国页岩油投资报酬率。

第三，气候变迁及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美国原油业者的中长期投资意愿。尤其是总统拜登上任时大力推展再生能源，并限制化石能源发展，现在却呼吁业者配合俄乌战事的发展增加产量，用以支援欧洲盟国的原油及天然气需求。传统能源业者担心的是，拜登政府会不会在原油价格下跌后，因受到从学者到环保团体的压力，再对页岩油开采施加诸多限制。何况，在绿能当道下，投资者更有兴趣将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ESG概念产业。

第四，当前正值地缘政治主导力上升时期，其高度不确定的特性让能源投资人多所顾虑。例如伊朗原油的回归与否（约可挹注每日百万桶），即是油价短线下行风险的因素之一，但伊朗核协议能否达成尚需要莫斯科的帮助。在当前美欧盟友相继对俄实施制裁下，伊朗核谈判必然受制于各方谋算与拉扯，何时达阵仍属未知；又或是近年来沙国的外交策略已不再单压美国，而是转与中、俄建立起密切往来与结盟关系，其主导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对美欧要求增产的态度依旧消极且暧昧，不愿意加快增产速度，并以地缘政治事件并非OPEC可控为由，给拜登政府钉子碰。

要言之，观测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已然不能单由供需法则切入，其走势充满不确定性，市场失序的情况恐犹甚于1970年代。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推升油价最终重创全球经济，其主因为地缘政治冲击而非基本面，因为当时全球原油储备与供给能力远大于需求。但目前全球原油供需不仅远比当时吃紧，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国家能源需求维持高成长，亦使基本面较为紧张，遑论欧洲能源政策、美国原油业者投资决策、气候变迁议题、地缘政治风险等复杂因素交互影响，让能源市场更加诡谲难料，是以在2022年国际油价纵然起起落落，但多数时间应会高居于100美元/桶关卡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