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旺报

旺报社评

2021年中国结婚新人对数与人口自然增加率双双降低，仅763.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跌破800万大关，人口自然增长率千分之0.34，只增加48万人。预估今年达到峰值，明年将开始减少，除非找出有效对策，否则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人口增长呈断崖暴跌

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生育率将会降低，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受到阻碍，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各个国家发展的规律，但中国人口逆转出现得更快，面临的挑战也更紧迫。中国人口近年呈“断崖式”下跌，2016年较上一年增长906万、2017年增长下降到779万、2018年530万、2019年467万、2020年204万，2021年遽降到48万，令人震惊。

中国国情与发展路径和西方国家不同，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大量引进移民，以维持人口正增长，日本等也大量引进外劳解决劳动力缺口问题，这些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找出自己的方法。短期中国可以松绑生育限制，透过“二胎”“三胎”政策释放生育潜力，长期则须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

其一，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生育率，需实现住房、教育、育儿、养老等全面统筹规划，这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辅相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研究显示，人均GDP、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等，既是一定时期内生育率下降的诱因，也可能成为生育率反弹的条件。

国际经验亦显示，在更高的人类发展程度和性别平等水准下，生育率趋于从低水准向替代生育率水准靠拢。

对中国而言，家庭预算仅能覆盖房贷和日常支出，仍是很多夫妇面临的生活现实。无房无车导致结婚难，住宅设计小户型导致“二孩”“三孩”难；另据路透的一项调查，中国的育儿平均成本接近人均GDP的7倍，这还不包括上大学的学费和帮孩子买房、买车的费用。

因此，日本、美国等已开发国家以津贴补助等福利形式鼓励生育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反而可能为地方财政带来负担。中国自去年起对补教行业、房地产等加强监管，系统性改善再分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也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措施。

性别平等应长期关注

其二，以人才红利取代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为中国实现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庞大劳动人口逐渐退休，较低的生育率又导致劳动力不足，中国必须探寻其他更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此时，人才红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

当前中国有2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一般低于5%，也就是说，中国还有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制造业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准，解决人才与需求不相符合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中国需积极努力的方向。

其三，性别平等既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应对人口危机必须面对的问题。去年中国新婚夫妇数量再减，除疫情影响等因素外，一个直接原因是育龄妇女总数下降。据官方统计，2021年中国21-35岁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2021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88（以女性为100），男女比例仍显失衡。

重男轻女、家庭暴力、拐卖妇女，是中国近两年来的舆论焦点，这直接反映在今年中国的全国两会上。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提交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建议和提案。出生率全球倒数第一的韩国，也面临严峻的妇女保护问题，有观察者指出，2016年后，韩国娱乐圈接连爆发丑闻，男女对立情绪严重，结婚率快速下降，人口出生率更是一路狂跌。性别平等不应只是一时舆论焦点，而需中国官方与社会长期关注。

归根结底，中国大陆要认真面对人口危机的负面影响，使人民“想生、敢生、能生”，最终应从自身内部着手，营造真正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这同样也是陷入“生不如死”低生育率的台湾所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