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3月3日，《联合早报》刊发了我《经济制裁难达战略目的》一文。正如题所示，我认为西方对俄经济制裁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3月6日《经济学人》杂志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与我观点相近的文章，提到供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的新书。该书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制裁，得出了让人不止是失望，更是不安的结论。

穆德认为制裁是第一次全球化大潮的产物，至于它能否达到实施者的目的，则主要取决于被制裁国的体量。穆德说，小国可能被迫屈服。譬如，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制裁威胁，阻止了巴尔干半岛的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更大范围的战争。而制裁对于大国则往往意味着失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大国，试图维持战后和平，遏制共产主义，于是乎，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严苛的经济制裁之下。在他们看来，制裁不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是为了维持和平、阻止战争。

在严苛的制裁下，诚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布拉格的每只钟都不见了，都被熔了炼金属”。另一位维也纳的观察家看到孩子“用纸裹身，因为没有床单和毯子”。同属于被制裁的德国，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遗憾的是，大出制裁论者意料的是，英法等国的这种“巨大努力”没能维持住战后的和平。反倒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巨大努力”，促成了德国对英法等制裁实施国的仇恨，进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此，穆德在他的这本书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大多数经济制裁都没有效果。现在的问题是，为何经济制裁这个武器往往无效呢？本文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来予以简析。

首先，诚如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在《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一书提及的，“将贸易当作一种政治武器，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愚蠢的政策”。首先，拒绝购买坏人掌权国家的产品，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或他们的领导人变好。

他以朝鲜和委瑞内拉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他说如果制裁和禁运真的有效，这些国家早就变成自由市场国家了。但事实恰好相反，制裁这类“经济工具只会产生间接效果，而且通常情况下只会巩固该国内恶人的权力地位。”譬如，朝鲜、委瑞内拉等国，无不是将自己国家的灾难，归因到制裁和禁运上。这反倒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保留权力找到了恰当的借口。拉弗说：“如果没有美国主动挑起事端，没有美国的好战和威胁，这些统治者或许能够更早地暴露出自己的不足，从而更早下台”。

其次，正常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打开了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大门，并且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共享他们的富裕。简单来说就是，贸易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

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可以产生一些非政府性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得该社会接受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经济制裁使得被制裁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大门就此关闭，被制裁国的人民与他国人民的交流大大减少。更为重要的是，又由于制裁等因素，令被制裁国的国民更趋贫困。

贫困不必然导致革命

有人或许指望于这种贫困，可以促成被制裁国民众的革命，进而推翻掌权者。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创始人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观察，却要让这些人为之失望了。

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里，李普塞特就指出，“贫困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只有在可与外部比较的贫困世界，才最容易发生革命。但隔离的世界，穷人失去这种比较时，往往更趋于保守。”这就解释了，朝鲜很穷，但为什么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发生动乱。

最后，社会心理学也支持了这一判断。我曾请教过一位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她告诉我说，“对于一个问题青年，你越是对他孤立，他就会越叛逆，直至成为真正意义的恶棍。”其实，国家亦然。目前最值得警惕的是，西方世界在经济制裁上所做的这种“巨大努力”，很有可能促成俄罗斯对西方的仇恨。

结果是，本意维持和平、阻止战争的经济制裁，反倒像当年促成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目前这位问题青年，还有毁灭世界的能力。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